长城的功能最主要是防御侵扰、保护政权辖境的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春秋战国时主要是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防御，秦汉中原王朝建立后则主要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在古代用刀枪、剑戟、弓弩等兵器作战的时候，高大的城墙是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特别是对阻挡骑兵快速流动作战更为有效。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大臣高闾上表曰：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昔周命南仲(人名)，城彼朔方(在朔方筑城)，赵灵(赵武灵王)、秦始(皇)，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武帝继续修筑长城)。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都一致修筑长城)……(盖)乃防敌之要事，其理宜然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敌)既不(能)攻城，野掠(又)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最后敌人只有自受损失)”[1]。高闾这段话，把长城的功能说得极为清楚。
随着时代的发展，万里长城逐渐形成了一条“点”、“线”、“面”相结合得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以明长城为例，作为防御的支撑点，烽火台、敌楼、障、堡等长城最基本的防御单位，它们设置于长城沿线，构筑坚固，既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又是屯兵储粮的处所，还是信息发布之源头。一般设数十人至百人左右驻守，由百总、把总等军官负责。关城、隘口则设在重要的防御点上，负责巡防附近一带的长城，并支援相邻关隘。守备官员视需要而定，一般设“守备”、“千总”(均为官号)。“镇”则是管理长城附近一定范围的军事区域。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辽阔地域上分设九镇，每镇设“总兵”(官号)一员，所统兵员约十余万人，镇的总兵设在长城沿线较大城市之中，有的镇下还分为若干“路”，由守备官负责防守某一区段的防务。守备官所驻地点大多是在重要的关城。在九镇之上，便是中央军事机关“兵部”或由皇帝直接设置的军机部门，他们由皇帝直接负责，奉命管理长城地区及全国的军事，这一机构当然设在首都。作战时往往由兵部尚书或皇帝指派大臣总督军务，必要时皇帝还亲自出征。
以上便是长城防御的总体布局，据统计，明代长城沿线关城多达1 000余座，至于烟墩、堠堡，则林立密布，数不胜数。
长城的第二个功能，是推动屯田及开发长城沿线附近边境的生产。早在秦始皇筑长城之时，便在长城沿线设立许多郡县，并大量移民，以充实边郡。《史记·匈奴列传》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实之。《秦始皇本纪》亦载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从内地移民三万家到北河(今内蒙古河套的乌加河)及榆中(今地见前)实边。边境郡县的设置和移民，大大开发了边境地区的生产和经济，并有力地保障了长城沿线的军需供应。此后历代王朝都采用军队屯田和移民开发等措施，有组织地发展长城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手工业生产，有力地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使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文化水平逐渐提高。
西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事，对移民实边的政策，论之甚切。他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更换、替代)，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免服劳役谓之“复”)。予夏衣，廪食(官府供给粮食)，能自给而止(直到他能养活自己便停止供应)。……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无)係虏(被俘掠)之患，利施后世。”[2]文帝接受了他的奏议，“募民徙塞下”。因此汉代募民实边之事甚多，例如光是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至朔方者就多达十万口[3]。其余事例不再一一列举。
再以明代为例，由于明朝实行军户制，军士到长城边塞服役，妻室往往随军住在卫所营地，逐渐形成军事聚落。明朝还规定“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田，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4]。这就更加刺激了军户在边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此后随着长城驻军的增加，长城内侧出现了大量以“堡”、“营”、“关”、“口”、“寨”、“屯”为名称的军事聚落。其生产能力也不断扩大，据明人刘效祖等纂的《四镇三关志·粮饷考·屯粮》记载，万历年间，仅北京地区沿边驻扎卫所屯田即达3
200余顷，因而有力地支援了长城沿线军人的粮饷供应[5]。
到明清政权更替时，这些军事聚落都失去它的军事性质，演变为普通居民点，并加速向口外(长城外侧)拓殖农业，迅速改变了明长城外侧村居寥落乃至空白的局面，为近现代口外农业的发展及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长城的第三个功能是显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王朝行政权力和声教的标志。凡是长城、特别是中原王朝在边境(或边远)地区所筑的长城，其城墙或与城墙起同等作用的亭障、烽台等设施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是中原王朝行政权力所能到达的标志。但长城不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疆界线，更不是中国的国境线。有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学者提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的反动理论，应该予以澄清和驳斥[6]。
长城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北方各个游牧民族一般都处于奴隶制的阶段。在奴隶主贵族侵扰势力的操纵下，游牧民族的骑兵经常南侵，因而长城沿线及长城内外，往往成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战场。但长城并没有隔绝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人民之间的和平交往。《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此外，两族人民在长城内外杂居错处，和平交易，更是频繁。隋朝时，突厥启民可汗就长期驻在长城。《隋书·突厥传》载启民可汗上隋文帝书谢曰：“自将部众归附圣朝以来，或入长城，或住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人民马羊，遍满山谷。”后来明代蒙古与明朝的贸易，大多也在长城内外及其周围进行。漠南蒙古首领俺答汗所筑的库库河屯城(明赐名“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7]，就是当年大漠南北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内地货物交汇和集散中心。故中国古代长城的修筑并不会阻碍(更不会隔绝)长城南北各族人民的和平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何况长城以北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中，一向是互相调节、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的。有些外国学者提出什么“游牧经济类型与农业经济类型二元对抗论”之类的论调，是十分荒谬的[8]。
注解：
[1]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
[2] 《汉书》四九《晁错传》。
[3] 《汉书》卷六《武帝纪》。
[4] 明朝申时行等撰《明会典·户部》屯田条及《万历重修会典》(《万历文库本》)。
[5] 《四镇三关志》，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刻本。
[6]
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第三章“长城以北非中国论及其变种的理论是破坏中华各族关系的反动理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7]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传》下。
[8] 林干主编《内蒙古民族团结史》第一章“绪论”，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5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