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主体是城墙。城墙一般是依据不同的地形、山势设计构筑,用料多就地取材,高度宽窄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充分体现着各个时代防御工程的特点。
早期的城墙大多是用土筑成的,即用两道木板相夹,里面填土或灰石,一层一层夯实。为了加大承载力,一般都有较大的收分,底宽顶窄,顶上宽
度一般为底宽的1/4到1/5,现在内蒙古境内遗存的战国赵、燕、魏长城都是土筑的。
石砌墙是以不规则的石块砌成。早期的石砌墙全用自然石块垒砌,无土无灰勾缝,墙缝宽长,间隙很大,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纳林塔乡白家梁村东的秦昭王长城就是这样。后来的秦汉长城则有了较大的进步,如固阳北部的秦长城和察右前旗呼和乌素的汉长城所用石块都是比较规则的片石,虽然仍是毛石,但都注意了平面的选择,上下两层均勾缝,直立而起,能承受更大的垂直负荷,至今仍高达5米。
砖石混合砌墙是明代长城普遍采用的方法,显示出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这种城墙以承重力大、能抵御自然侵蚀的条石为基础,条石砌筑到离地面一米多高时,上面再用大城砖砌。城砖形状规则统一,使用灵活,便于施工,使城墙更加坚固,加以城墙厚度加宽,基本能够抵抗当时的各类兵器。现存的八达岭和山海关固然是这种长城建筑艺术的代表,其实在内蒙古也有不少可以与之媲美的长城。如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和川峁上村的明长城遗迹,仍保存有100多公里,墙基外围用加工锤凿的平整大理石砌筑,内填土石块。墙基以上用大城砖砌成,白灰勾缝,外砖内土。顶部则用三、四层砖辅砌,最上面一层方砖勾缝。墙面陡峭处砌成梯道,便于上下。墙顶内侧砌有1米左右的宇墙(女墙),外侧砌成2米高的垛口(雉堞),垛口上部有瞭望口,下部有射口,设计颇为符合当今的工程学原理。城墙顶上有排水沟,排水沟口外还砌一石槽伸出墙外很远,以防雨水冲刷墙身,叫做“吐水嘴”。这些结构设计,颇具匠心,完美而坚固,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水平。
除上述三种类型外,根据不同地形、不同条件,各族人民还创造了土墙、石墙、石垛墙、山险墙、壁山墙、柞木樯、木板墙等多种形式。
据调查,辽东长城的城墙有七种之多,如用板筑的夯土墙;利用自然地形在山脊上堆砌的石墙;用石块垒砌的石垛墙;利用险峻山岭、随山顺势人工劈凿的劈山墙;利用大山险阻作为障壁的山险墙;用柞木编制的木栅樯;用木板做的木板墙等等[1]。
最富于创造性的莫过于河西汉长城用红柳枝条和芦苇层层铺砂石而筑的城墙[2]。西域焉耆所筑的长城,也不是用砖石砌建,而是用苇杆夹泥土砌筑的。故《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有“焉耆国有苇桥之险”之句。前人对此句不甚了解,后经考古发现,才作出正确的解释。
另外还有所谓“虎落”或“疆落”,即用木桩做栏栅,以阻碍敌人前进[3]。早在汉代修筑河西长城时,就十分注意发挥壕堑的作用,有的在外侧堑壕;有的在堑壕内取土向两边堆垄;有的在两边堑壕取土向中间堆垄。壕堑内铺以细沙,以查看越塞者的足迹,称为“天田”[4]。
将城墙与堑壕结合起来,增强长城的防御功能,是金代长城的重要发展。金长城将城墙、边堡、烽燧、壕沟表里相应,互为利用。城墙也加宽了,墙顶还出现了加筑的护身矮墙(俗称“女儿墙”)。
在长城跨越山湾、河谷等地形时,容易产生薄弱环节。为此,长城在跨越小深涧时,飞梁而过,墙基下卷筑“水门”或“暗门”,留出水流孔道。如山西杀虎口又称“九龙口”,就是因为有9个水门,在过大河时,无法筑窦、筑墩,故在沿河两岸修筑夹岸长城,使河水在两墙间通过,如敌军浮河而过,则可在两岸墉上用弓箭、火石夹击他。
墙台与敌台是城墙上的重要建筑部分。墙台又叫“马面”,是城墙上突出于墙外的一种台子,其顶部则与墙顶大体一致,外侧砌有垛口。它是为便于戍卒站岗放哨、扩大瞭望视野而设计的,作战时也以墙台向左右两侧射击登城的敌人,增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墙台上有时还修有简易小屋,以便士卒遮风避雨,称为“铺房”。
敌台又称敌楼,多骑墙而筑,既突出墙外,又高于城墙,多选在险要之处,可以两台相应,左右相救。敌台的结构比较复杂,形式也多种多样,一般为两层、三层。下层为“田”、“
囲”、“回”等字型,分隔成小房间,可住士卒。上层有射击和守望的垛口,有的还有燃放烟火的设备,明代名将戚继光对敌台的设计有所改进,他在《练兵实记》中对创造敌台的思路、修筑方法及用途,均有详细论述[5]。另外,有的敌台筑在长城内、外侧,多选高地或关口要隘处,层高也不相同。如内蒙古清水河县老牛湾的望河楼就是一种敌台,它筑在长城外英河东岸高地上。清水河县的七墩楼也是一种敌台。
战台近于敌台,但规模较大,多设在险要之处,可住士卒多达百人,并有较多的武器、火药、放烟储备。如清水河县板申沟的箭牌楼便是其中之一。
注解:
[1]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关礽骧《河西汉塞》,载《文物》1990年12期。
[3]《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甲1276号木简(释文见下册第168页)中华书局,1982年。
[4]同上。
[5]戚继光《练兵实记》有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刻本及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刊本,收入《四库全书》。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