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长城的修筑过程
金、宋灭亡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大一统的蒙古和元朝。蒙元时期，因版图横跨欧亚，远出长城以外极远，而且蒙古族统治者原来就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所以修长城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为了通讯和检查过往行人的需要，元朝也对许多长城关隘加以修缮利用，并派兵
把守。尽管蒙元时期不筑长城，但蒙古族的兴衰却直接影响着明代长城的修筑。
蒙古早期活动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它的族源即唐代的“蒙兀室韦”，辽代称它为“萌古”。12世纪末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统一各部，被拥戴为“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封建的蒙古汗国。此后蒙古骑兵在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操纵下，扬鞭跃马，驰骋欧亚大陆，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给中亚和东欧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蒙古本部(漠北)是大汗的所在地，以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西南)为中心，各汗国均受大汗领导。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60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继大汗位，1271年改国号曰“大元”，并迁都大都(今北京市)，同时将开平改称上都。接着于1279年攻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的域疆空前扩大，西方四大汗国在名义上也隶属于元。
由于元朝后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各地农民起义不断。1368年朱元璋领兵攻入大都，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元朝末主顺帝退出大都，出奔上都，仍用元朝国号，史称“北元”。北元除据有蒙古故地外，在中原北边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北元企图依靠这些力量恢复在中原的统治，所以经常发兵向明朝出击，虽屡遭失败，但蒙古残余势力的存在，却威胁着明朝北边的安宁和全国的统治。因此明朝除了连年派兵北征外，还大修长城，以防止蒙古残余势力的南下。
明朝在与北元的战争中逐步取得优势，先后攻占了北元的不少地方，但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死于1398年)，北元内部分裂，明朝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等部，仍不断南下侵扰。直到俺答汗和三娘子时，才维持了三四十年的和平局面。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兴起，其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自称大汗，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不久改国号曰“清”。清兵随后越过长城，攻进北京，在努尔哈赤之孙福临(顺治帝)的统领下，1644年明末崇祯皇帝自谥，明朝亡。
为了防御蒙古和女真，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长城的修筑。其具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朝前期(公元1368—1447年)，以修缮原有长城为主。
明太祖朱元璋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攻打城池之艰难。他在统一全国前夕，接受休宁人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筑城设防备战被视为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在武力出击蒙古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筑城设防。
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是最早主持筑城的将领。他攻占北京后即开始筑城，先后筑居庸关、北平、古北口、喜峰口、松亭关等地长城。尤以山海关的设置独具慧眼，扼住了华北、东北交通的咽喉，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随着长城修筑和军事进攻，塞内才大体上平定下来，战场也由塞内推进到塞外[1]。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率15万军分三路出征漠北。徐达军深入岭北行省(治和宁路，今蒙古国哈尔和林)，遭到北元的伏击，丧师数万；李文忠出击应昌(在上都东北300里今赤峰市的达尔湖东)、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至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再追奔至称海(今蒙古国吉尔吉斯湖及哈腊湖一带)，获小胜；只有冯胜军取西凉(今甘肃武威市)，出嘉峪关，进至亦集乃路(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兵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市西)而还，从而打通了河西走廊。明朝在河西设置甘州、庄浪诸卫。经过这次战役，朱元璋深感故元势力一时难以消灭，遂更加注重长城沿线的防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又派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朝在原北齐、隋、金各长城的基础上增修了许多烟墩、烽堠、关城和壕堑，并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个重镇。明成祖朱棣即位(公元1402年)后，在嘉峪关外设沙州、罕东、赤斤、哈密四卫，以屏蔽西陲。辽东镇外又设置州卫。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在居庸关置卫，守兵增至13
000，以确保京师北部的安全。此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公元1410—1424年)的15年间，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击漠北。当时蒙古各部已经分裂，其中势力较大的是瓦剌、鞑靼、兀良哈等部，他们仍不断南下侵扰。朱棣先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发兵反击，追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击败鞑靼部首领术雅失里，回师后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自长安岭(在河北省旧龙关县境，后并入今赤城县)西至洗马林(在今河北万全县西北)，筑石垣，挖壕堑。次年又在山西沿边设烽火台，边墙外建隘口，并增兵开平，将开平建成为北征基地。其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乘机击败鞑靼部，企图南下。朱棣遂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第二次亲征，在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市东南)击溃马哈木，追至土拉河而还。此后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又乘瓦剌新败，出击瓦剌，控制兀良哈部，势力骤强，与明朝对抗。朱棣为了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并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迁都北京(今北京市)，将战略重点北移。同时又加紧疏浚运河，沟通漕运。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阿鲁台大举进攻兴和(今内蒙古兴和县)，朱棣遂第三次亲征至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途中在屈裂儿河(今洮儿河上游支流)迫降了依附阿鲁台的兀良哈部。朱棣第四、第五次亲征不仅收获不大，反而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县北)[2]。
明朝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原有长城的基础上增建烟墩、烽
、戍堡、壕堑，并在局部地区将土墙改为石墙。当时的修缮重点在北京西北至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第二阶段，明中叶(公元1448—1566年)大规模兴建长城。
明英宗朱祁镇是个昏聩无知的皇帝，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兵进攻大同镇(今山西大同市)，明军大败。英宗率军亲征，在土木堡(今京包线土木堡车站)被也先俘获，史称“土木堡之变”。直到第二年才被释回。
“土木堡之变”迫使明朝更进一步把修筑北方长城作为当务之急，从而兴起了长达百年的又一次筑城高潮。现自西向东，缕述如下[3]：
绥宁镇：余子俊任巡抚都御使期间，于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始筑，由黄甫川(黄甫川源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南流至陕西府谷县入黄河)至定边营(今陕北定边县)600余公里。另“内复堑土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今山西偏关县)，西终宁固(指宁夏诸卫和固原镇)”。共筑两道长城，至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完工。这段长城沿袭隋开皇五年崔仲方长城西段旧基，东段再延伸至府谷县黄河西岸，嘉靖间(公元1522—1566年)杨一清、刘天和又相继主持修缮改造。
宁夏镇：史钊任总兵时(公元1432—1443年)曾建关隘。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徐廷璋、范瑾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嘴(今宁夏灵武县横城子村)起，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城)止，长190多公里。它与延绥镇长城相接，也沿用了一部分隋代长城的旧基，明人称之为“河东墙”。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贾俊出任宁夏巡抚督御史，八年间主持修筑了贺兰山双山南口(今宁夏青铜峡市西北岔口)至广武营(今青铜峡市广武乡)、永安墩(今中卫县西南)至西沙嘴(今中卫县柔远堡村)的宁夏西南边墙。又在今宁夏陶乐县建河东“十八墩边墙”，北起镇远关(今石嘴山东北)所对黄河东岸，南接横城堡“河东墙”。嘉靖间(公元1522—1566年)宁夏镇边墙又加改建，连缀成一体，东起花马池，西北经兴武营、横城堡，沿黄河东岸北行至石嘴山，越过黄河，经镇远关绕了一个大弧形，再依贺兰山东坡南下，直至枣园堡转向西，经宁夏中卫县，止于黄河北岸。
固原镇：建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设总兵官，当年便开始筑长城，自饶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县姬原乡辽阳村)界起，西至徐斌水堡(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长150公里，这是固原镇地界；自徐斌水堡起，西至靖虏卫(今靖远县)的燉台加筑长城，穿过今兰州市，顺洮河东岸向南延伸至岷县境内，称为“黄河一条边墙”、“洮州十关”。
甘肃镇：明初边患主要集中在北方，东北、河西相对平静，后来蒙古也剌部西迁，甘肃受到威胁才于嘉靖中叶兴修长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赵载修竣镇番卫(今甘肃民勤县)临河墩至永昌卫城(今永昌县)土垣、沟堑百余里。嘉靖二十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来河(今北大河)75公里，北至石关儿(今嘉峪关黑山湖水库东北)7.5公里，共15公里。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巡抚杨博主持大规模的修建长城，分为三段：第一段东起五坝堡(今甘肃高台县东9公里)沙岗燉，西至九坝堡(今高台县西北20公里)；第二段东起玉泉口丰城铺(今山丹县丰城堡)，西达大口子东乐驿(今山丹县西东乐镇)；第三段东接东乐驿，西至甘肃镇城(今张掖市)西北板桥堡(今临泽县板桥镇)。至此，甘肃镇所辖河西走廊段长城基本连为一体。
大同、宣府镇：早在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时，便筑墩台440座，东起四海治(在今北京市延庆县东)，西抵黄河，延袤650余公里。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公元1542—1560年)间，翟鹏、詹荣、翁万达又先后增修边墙千余里，其建筑结构有较大改进。特点是：在城墙上筑墙台、敌台，利于旁击；在台上置铺屋，以住戍卒；靠近长城之处筑堡，以休伏兵；城墙下留有暗门，以便出哨。这样就使城墙、关隘、烟墩、戍堡共同组成纵深的防御体系，更利于士卒休息和作战，有效地阻击敌人。
山西镇：所辖为蒙古诸部经常入侵的地区，且其地逼近京师，对京师威胁甚大，故长城的修筑最为密集、坚固，甚至形成一至四边，均称为“内边”。大边在偏头关北60公里，东接大同镇平虏卫崖头燉，西抵黄河；二边在关北30公里，东接平虏卫白草坪；三边在关东北15公里，东起老营石庙儿(今偏关县东北老营乡)，西抵白道坡石梯墩；四边在关南1公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偏关校军场。嘉靖年间又增修紫荆关以南沿太行山而下的内长城，土石相拌，筑敌台、铺屋、关城，使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内三关长城更加完备。
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拱卫京师，十分重要，但因盘亘于燕山山岭间，易被山洪冲垮，故在弘治(公元1488—1505年)、嘉靖(公元1522—1566年)间又补砌山口水道，增筑塞垣，即城墙下可过山水的水关。
辽东镇边墙，辽西段筑于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西起山海关，沿辽西走廊西山东坡向东北延伸至白土厂关(今辽宁黑山县白厂门乡)，辽河套边墙，自毕恭至李承勋，经几次修筑，自白土厂关顺辽河西岸南下，经黑山县东边壕，台安县大台子、六台子，至海城县牛庄镇越辽河，再折向东北，顺辽河东岸至开原、昌图县，止于镇北堡，绕了一个大“Ｖ”字形，故称“辽河套长城”。辽东边墙，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先建东州至草河等十余堡，成化十五年加筑城墙，自开原抵鸭绿江边，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筑凤凰(遗址在今辽宁凤城县十三中东)、镇东、镇夷三座边城，至此辽东边墙总体告成。
第三阶段，明后期(公元1567—1620年)长城重建和改线[4]。
隆庆、万历间(公元1567—1619年)，蒙古俺答汗与明议和互市，边境安定，但东北的女真兴起，成为主要边患。万历初，辽东总兵李成梁(朝鲜族)拓边建宽甸、孤山六堡，又重修辽东边墙，建空心敌台，用砖石包墙。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熊廷弼再次修缮建堡。
同时，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城墙易以砖石，局部地段改线重建。如蓟镇长城，在总兵戚继光主持下造空心敌台3
000座，增筑了山海关至老龙头石墙。戚继光是在浙江、福建抗击倭寇的名将，调任蓟镇总兵后，又悉心总结历代长城修筑经验，多所创新，如加宽加高城墙；增设关隘，在主要地带修重城和岔道城，发明空心敌台等等。
此外，宣府镇补筑今河北赤城至崇礼县间长城，将独石堡围入城内，万历后又全部包砖；大同镇增筑屯堡257，敌台1028，砖包；山西镇重建雁门关边墙，增修关城和空心敌楼，皆瓮砖；榆林镇(即延绥镇)重建大边长城，增修墩堠104，墩院484，寨城59，仅砌石卷水洞暗门、水口水眼、水道便达500余处，解决了城墙跨河易被冲垮的难题。此后又进行了清除积沙、砖包台壁等工程；宁夏镇因1561年发生大地震，长城倾圮殆尽，故重建和补筑的工程也很大；固原镇新筑裴家川长城并将防守重点北移；甘肃镇重建防线最多，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廖逢节主持重建了四段，并全部以青砖包砌。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三边总督李汶出兵进剿大、小松山(今甘肃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的鞑靼阿赤兔等部后，又筑“松山新边”，全长200余公里，将防线自黄河向北推进了150余公里，是明朝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
总之，明朝自朱元璋正式建国的第一年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起，就派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直到公元1600年前后的200多年间，才基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有的个别城堡关寨直至明亡前夕还在修筑。这条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7
300多公里，如果算上重墙、关城等，实际长度远不止此。另外，明朝还在湖南、贵州交界处，甘肃南部等地分别修筑过数百公里的长城，也没有计算在内。明代的长城，全部用砖包砌，州、府、县城修筑得更为坚固，重要的地段和关隘还修筑多重城墙，有的竟达20多重。选线更为科学，长城沿线内侧、外侧设立许多烟墩、堡城，另外还创造了空心敌台、石卷水门等许多新设施，使用更为方便，防御更为坚固，是一个完整的纵深的防御体系。其费时之长久，工程之浩大，设计之科学，结构之完善，施工之精细，技术水平之高超，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可以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起自春秋战国，中经秦皇、汉武，及于辽、金，到明代才最后完成。
注解：
[1] 《明史》卷一《太祖纪》及卷一二五《徐达传》。
[2] 《明史》《太祖纪》、《成祖记》及卷九十《兵志》二。
[3]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印)；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28年发行)；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4]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大出版社，1990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