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汉长城修筑兴废的四个阶段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自辽东至西域，全长两万余里。汉代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匈奴，故可依据汉与匈奴关系的发展演变，将两汉长城的修筑兴废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加以叙述。
第一阶段：西汉初期。
秦亡
之后，楚汉相争，边境戍卒纷纷逃亡，长城无人防守。其时匈奴头曼之子冒顿(音墨毒)杀父自立为单于(公元前209—174年在位)，势力十分强盛。“控弦之士(骑射部队)三十余万”。他乘中原战乱之机，连年率兵南下，不仅夺回了秦时所失的“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而且入侵山西、河北等中原内地。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时，匈奴已经成为这个新兴王朝的巨大威胁，所以刘邦即位的第二年(前205年)便下令“缮治河上塞”，即修缮秦昭襄王时沿黄河西岸的旧长城，并发关内士卒开赴边境“乘塞”(登而守之谓之“乘”)[1]。西汉初年，匈奴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今冀、晋两省北部一带)。“河南塞”也是指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朝那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当时西汉的防御线约在今甘肃临洮县、宁夏南境、陕西北境、内蒙古托克托县以南、山西左云县、河北蔚县一带[2]。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又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并“引兵南逾句注(又名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北，句音勾)，攻太原，至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下。”翌年(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3]，刘邦亲率32万大军反击，竟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被冒顿单于40万骑兵围困七天之久，后用大臣陈平之计，乃得脱险。于是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匈奴的进攻。中经吕后、文、景，六七十年间，“和亲”一直成为汉朝对匈奴的基本国策。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因匈奴攻狄道(在今甘肃临洮县南)，文帝乃听从太子家令晁错的奏议，征募内地人民徙居塞下，以充实边郡[4]。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时冒顿已死，其子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侵入朝那、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长驱南下，已到达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严重威胁着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文帝急忙部署10万骑兵保守长安，并写信给单于重申和亲之约，匈奴大掠月余始退去。
老上单于死后，军臣单于继位，他也要表示一下新单于的威武，于是在公元前158年从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东南)至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线大举进攻汉塞，烽火警报直达甘泉、长安。汉军在长达数千里的边防线上固守，并加强对首都长安的保卫。当时形势十分严重，致使文帝不得不亲自去灞上(在今西安市东)、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细柳(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慰劳防守京城的将士。后来，汉匈相持数月，匈奴军始退出塞[5]。
第二阶段：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时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军事上也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在他即位后的半个世纪中，汉对匈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防御性战争，匈奴俱大败，这不仅基本上消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境的威胁，同时使长城的修筑也进入了高潮。总计武帝时期所修筑的长城，仅规模较大的就不止五六次。
早在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即曾调发士卒万人修治雁门(今山西宁武县一带)险阻[6]。而正式大规模的修筑长城(第一次修筑长城)则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军卫青夺回“河南地”之后。其时匈奴右贤王虽退驻河套以北，但对北部边郡仍威胁很大。故武帝随即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二郡，其中五原郡是沿袭秦时九原郡所设，朔方郡则为新置。同时，又派苏建率10万人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并修复秦始皇时蒙恬所筑边塞，“因河而为固”。此后又招募内地10万人迁居朔方，实行民屯，以充实新夺回的河套地区。同时把汉朝对匈奴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了今阴山南麓的原秦始皇长城一线[7]。
第二次修筑长城则是元狩二年筑令居塞。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驻牧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因与汉连战失败，被单于怒责且拟召之问斩，二王恐惧，共谋降汉，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乃杀之，率所属共4万余人归附汉朝。汉朝将匈奴降众内迁，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安置，史称“五属国”。至此“金城、河西并(音傍，缘着之义)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8]河西走廊被汉朝牢牢控制。武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以“断匈奴右臂”，并打开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通路。
为了保护河西地区及汉与西域的交通，并切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汉筑令居塞(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并向西延伸至酒泉(今甘肃酒泉市)。这是汉修筑河西长城的开始。这段长城完全是新筑[9]。随后(元狩四年)，汉复渡过黄河，从朔方郡至令居塞，开通渠道，兴修水利，并置田官，率领五六万人在河西开垦土地，逐步把势力向北推进，逼进匈奴地区[10]。
第三次是元狩四年至元封中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障塞。
汉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匈奴仍时时侵扰汉境，单于还听从赵信之计，图谋引诱汉军至漠北歼灭。武帝为了彻底消除边患，决心深入漠北，寻求匈奴主力，与之决战，遂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夏发动漠北之战。这次汉军分东西两路，分别由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精骑出击。结果西路卫青一直打到漠北的阗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支脉)赵信城，获取匈奴大批粮食给养，烧城后回师。东路霍去病追杀匈奴军至狼居胥山(或说即今蒙古国肯特山)，登临翰海(一说大沙漠，或说在今贝加尔湖附近)，共杀敌7万余人，胜利凯旋[11]。
漠北之战是西汉时期汉匈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汉军两路夹攻，共歼匈奴主力近10万人，匈奴受此重创，再也无力大举南下，从此走向衰落。“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武帝乘此机会，大筑边塞城邑，设置郡县，开发边地，实行屯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冬，汉武帝率十二部将军、骑兵18万，亲自巡视北边。他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出发，走秦始皇直道，经上郡、西河、五原北出长城，登上乌拉特山北麓的单于台，并派使者给乌维单于送信示威。然后由狼山北麓西行，巡视了光禄长城(外城)。复由狼山西端折回河套平原，进朔方郡巡视黄河天险，走到鄂尔多斯高原南部。随后又祭华山、嵩山、泰山，巡视至海边长城，方折回长安。汉武帝这次出巡，除北上显然是具有军事目的外，东巡虽带“封禅”性质，但也有督察长城工程实施情况之意，因此他特意前往海边查看东部长城。他北上时曾巡视至“新秦中”(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见千里无亭障，大怒，竟下令处死北地太守以下官吏，可见他对东部、北部的长城和边防都十分重视[12]。
张骞第二次通西域之后，东西方使者、商人“相望于道”。但匈奴仍控制着盐泽附近的楼兰、车师等小国，不时阻断交通，威胁河西走廊和西域。为此，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除了调发60万移民徙至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地区，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屯田戍守，并设田官管理外，武帝还派遣将军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今地不详，疑即今漠北杭爱山东麓南面的古“匈奴河”)欲击匈奴，匈奴遁走。次年(元封元年)，赵破奴率轻骑进击姑师(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虏楼兰王(楼兰在今新疆罗布泊附近)。汉将王恢过去曾多次出使西域，被楼兰等国在路上袭击，故报告武帝，请求出兵，武帝遂命王恢辅佐赵破奴，故王恢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凯旋后由河西走廊至西域道路畅通，汉朝再次把烽燧亭障向西延伸，“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13]，即用“亭”、“障”形式把长城从酒泉修筑至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北小方盘城)。
第四次是太初中修筑敦煌至盐泽之间的障塞。
太初元年至四年(公元前104—101年)，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亭障)。”[14]这些亭障为从汉河西长城的玉门关，向西沿疏勒河，经哈拉诺尔，直抵古盐泽(今罗布泊)北岸。这段长城大约是随着李广利征伐大宛的军事行动而兴建的，考古学者也曾在罗布泊以东发现汉大煎都之地，并曾拣到写有“太始”年号(公元前96—93年)的木简[15]，可见当时长城已经建成。这段长城将河西走廊和罗布泊地区完全连接起来，对于防止当时仍然盘据在天山以北的匈奴势力南下及保护西域各国不受匈奴侵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至此，自令居至酒泉、自酒泉至玉门、自敦煌至盐泽的三段长城互相衔接，构成了完整的河西长城。河西长城绵延1
000余公里，费时将近10年。从此东起阴山、西至盐泽的内层长城绵亘1万余里，亭堠相望，烽燧相通。正如赵充国对宣帝所说：“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虏(指西羌)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16]可见这条万里长城，直至武帝死后约50年仍然没有失去它的防御功能。
第五次是太初中修筑的居延塞。
汉取河西走廊之后，武帝即派张骞出使西域，先后与西域各国通使。匈奴为了保持对西域各国的统治和压榨，也力图恢复在河西走廊的势力，故多次联合西羌进攻汉之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等郡，并逐渐将主力由东向西转移。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死，儿单于立，更向西北迁徙，“其右方(西方)兵直(对着)酒泉、敦煌，左方(东方)兵直云中。”
汉朝为了保卫酒泉、张掖，杜绝匈奴南侵之路，并为了进一步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全，深感仅有令居至酒泉的长城尚嫌防御力量不足，故决定再向北增筑居延塞。史载：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至)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17]又载：太初三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18]。又载：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19]可见居延设县、筑塞，都是为了保卫酒泉、张掖。居延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当时居延泽水面很大。汉在这里筑塞、设县，并置居延都尉，属张掖郡。休屠也设县(县治在今甘肃武威市北约60里)，属武威郡。居延、休屠辖地甚广，故居延塞不仅仅指居延县城一地，而是横亘二郡，起于酒泉之北，东北循额济纳河(古弱水)而上，抵达居延海岸边，与徐自为所筑光禄塞(故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相连接。这道长城由南向北，即由酒泉直达北部的居延海，与玉门至酒泉、酒泉至阴山东西向的长城正好形成一个倒置的“丁”(“
”)字形的防御线。由于这条防御线伸展到河西走廊的极北，实际上为河西走廊建立起一道由南向北的屏障。这道屏障与河西长城成为犄角，互相呼应，大大增强了北拒匈奴、西护西域的军事作用。
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奉命为李广利运送辎重，他自请率步兵5
000人进攻单于庭，便是从居延塞的“遮虏障”南部出发，武帝命路博德从居延塞接应他。李陵由居延出塞，孤军深入至浚稽山(今漠北杭爱山)，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最后战败，矢尽粮绝，遂降于匈奴[20]。
第六次是令徐自为修筑塞外列城(即光禄塞)。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漠南灭王庭”，整个漠南地区都处于汉朝控制之下。为了加强防御，以防匈奴侵扰势力的卷土重来，于是武帝在原有长城之外，再修筑一个大防卫圈，以便把整个阴山和祁连山都纳入长城的防御体系，于是在西北部修筑“遮虏障”(在居延泽南，为居延都尉驻地)的同时，在北部又修筑“塞外列城”。其修筑过程大体如下。
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儿单于初立时，正值漠北地区天灾，牲畜死亡，加上儿单于年少好战，统治集团内部不和。其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武帝便派公孙敖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阴山北建筑了一座“受降城”，以便策应。受降城的故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把它划在黄河河套北长城外[21]，是正确的。因为《汉书》卷五四《李广附孙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命李陵九月出发，出遮虏障(在居延泽南)进击匈奴。李陵率军至东浚稽山龙勒水上(东浚稽山在居延泽西北方向、今蒙古国杭爱山东南、满达勒戈壁附近，龙勒水在东浚稽山西南)，徘徊观望，没有见到匈奴军队，遂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即元鼎六年赵破奴曾经领兵走过的道路)向南返回[22]受降城休养士卒。可见受降城是在东浚稽山东南方向。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武帝又派赵破奴率2万骑出朔方西北2
000余里，至浚稽山(浚稽山有东浚稽山和西浚稽山，二山俱在今杭爱山东南)接受降附。事泄，儿单于杀左大都尉，并发兵进击赵破奴军，汉军退至距受降城400里处，被匈奴8万骑包围，赵破奴被擒，且全军覆没。此事大概促使武帝决心修筑新的长城。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派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外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河名，今克鲁伦河上游，朐音苟)。为了加强防御，这条长城修了二道城墙并行而西，起点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的庙沟，与原秦长城相连接，经固阳、达茂旗，到乌拉特中旗折而偏西，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乡入蒙古国。南面的一道折回我国境内，与额济纳旗北部的居延海长城相接。北面的一道，西北方向伸至杭爱山，正北伸向庐朐，亭障遍布阴山北麓、大漠南缘。这条以“城”、“障”、“列亭”形式筑成的长城，远出秦始皇长城以北，史称“外城”或“塞外列城”。又因其主持修筑这条长城的徐自为被封为“光禄勋”(官号)，故通常亦称“光禄塞”。还有，由于这条长城远出阴山之北，它所经行之地均为茫茫草原，故又有人称它为“草原长城”[23]。这条用“城”、“障”、“列亭”形式，东起杭爱山南缘、东南至居延塞北部、向东北至克鲁伦河上游附近构筑而成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以处于杭爱山与克鲁伦河之间的单于庭为目标而建立起的一个半圆形的大包围圈。这对于匈奴当然威胁很大，所以在修筑过程中，匈奴多次发兵进行破坏这些城、障、列亭，但均被汉军击走。于是武帝复派游击将军韩说(音悦)、长平侯卫伉屯兵于这些亭障之旁，严加防守，以确保长城的安全，并派路博德筑塞于居延泽上作为后盾[24]。
沿光禄长城一线，汉朝还修筑了一系列城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载：五原郡ND121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和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这些列城远出于河套以北，其地望大多难以确指。此外还有塞外都尉李绪所筑的奚侯城，也不知在何处。
光禄长城的修建，对匈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西连居延遮虏障，与河西长城连为一片，东接经过修葺的原秦始皇长城，直达辽东，迫使匈奴不得不远走漠北苦寒无水草之地，原有的阴山、祁连山等水草肥美的牧场固不能游牧，就是沿长城一带的“关市”也被停止，无法从汉地获得生产上和生活上的日用必需品，因此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均处于劣势，困难日趋明显。这是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向汉朝发动侵扰战争遭到反击而自食的恶果。首先深受其害的自然是一般牧民，因此匈奴民间流存下来一首民歌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25]汉元帝(公元前48—33年在位)时，郎中(官号)侯应(人名)曾上书分析汉初以来的汉匈形势及武帝增筑长城后匈奴所处的困境。其言曰：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隐蔽，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26]
光禄长城的建成，使汉朝从根本上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自天汉(公元前100—97年)以后，武帝又多次出击匈奴，战场均移到了匈奴腹地。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发三路大军北击匈奴，李广利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今新疆乌鲁木齐市东之北山)；公孙敖出河西，路博德出居延，会师于涿邪山(在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汉西浚稽山西)。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再次征集军队，大击匈奴。李广利出朔方，路博德策应；韩说(音悦)出五原，公孙敖出雁门，迫使匈奴撤退至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以北。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派李广利出五原，商立成出西河，马通出酒泉，反击匈奴。匈奴单于陈兵姑且水(在东西两浚稽山之间，且音沮)准备迎战，其后单于又向北移驻郅居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左贤王北渡余吾水六七百里，居于兜衔山。商立成军在蒲奴水(在姑且水东)击败匈奴军；马通军至天山，不战而吓退匈奴偃渠的骑兵；李广利军在夫羊句山(在蒲奴水南源，今蒙古国达兰扎达加德之西，句音勾)击败匈奴大都尉卫律5
000骑兵，乘胜北进至范夫人城(在夫羊句山北)，再深入郅居水，渡河激战。
经过以上各次大战，匈奴元气大伤，无法再与汉朝抗衡，而汉朝经过长期的防御性战争和反击战之后，国力消耗也很大，竟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7]，因此也不得不暂停用兵。
上文多处提到“城、障、列亭”和“烽燧”的用语。这些亭、障和城，都是汉代长城的一种形式。汉代长城除了用砖石砌成一道墙垣这种形式外，还有用“烽火台”及“亭”、“障”、“城”接连起来而构成的军事防御线，这些“亭”、“障”、“城”虽与墙垣的形式不同，但都属于“长城”这个概念、范畴之内，都是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烽火台”，就是在边境防御线上，每隔10里、20里或30里，筑一座约三五丈高的高台，上设烽火，用以传递军情、警报。如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烧柴草放烟(燧)，夜间烧柴火举火(烽)，通过烟火，逐站迅速传到边郡以至首都，以便后方及时支援前线作战。这种设施，史称“烽燧”(夜放火称烽，昼放烟称燧)。
“亭”是用来管理烽燧的，故史书有时也称“亭燧”。由于“亭”是用来管理烽燧，故必须筑在高处，以便易于窥测敌情、传递烽火，且须长期、日夜驻守官兵专主其事。其形状类似碉堡。这种碉堡式的长城，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lein)在1904—1906年曾进入我国西北部地区探险，在敦煌以西，中经罗布泊，直至今新疆中部，都发现过这种碉堡群[28]。此外，1914年他第三次进入我国时，又在玉门关向东，朝东北沿着额济纳河，直至居延海，沿途也发现了同样的碉堡群[29]。据此可知，(1)汉之长城，从敦煌、玉门以西，中经罗布泊至今新疆中部及自酒泉北至居延海这两段，不是用砖石垒砌而成的墙垣，而是用烽燧、亭障接连起来而构成的长城。(2)汉之长城有文献可考者，仅从敦煌西至罗布泊而止，但实际上从罗布泊再西，用烽燧、亭障构成的长城一直伸展至今新疆中部。斯坦因的考察可以补充文献之不足。但于此有需注意者，用砖石垒砌成墙垣的长城，在沿线亦都置有烽燧及亭障，并非有了墙垣就不置烽燧亭障了。
“障”是在边塞要害之处别筑一个小城，派官兵驻守，称作“候城”(候即“堠”字，堠城有别于边郡或内地的郡城和县城)，侯城也称作“障”。《汉书·地理志》中多有“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西部都尉治西部障”的记载，就是指边防的都尉驻守在那些候城(障)以管理一些防区内的亭燧之意。由于“障”(候城)都筑在边防要害之处，故通常亦称“障塞”。
“塞”指由砖墙、烽燧、亭、障等一系列设施所组成的军事防御地带(边境防御线)，故史书中常有“五原塞”、“令居塞”、“光禄塞”等名称。
以上那些烽燧、亭、障等边防设施，在近半个多世纪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些汉简，业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两册)，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三阶段：西汉后期。
西汉后期，长城塞障的修筑减少，主要是在西线延伸和在东线修缮。
西线：
早在武帝之时，为了进一步确保河西走廊与西域道路的畅通及护卫归附汉朝的乌孙(驻牧于今伊犁河上游一带)等西域诸国，大臣桑弘羊就曾提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之议。其时武帝已是晚年，经过约30年与匈奴长期战争之后，“海内虚耗”，民力不胜，深恐继续扰劳天下，故未曾实行。武帝死后，昭帝初立，汉匈双方均需喘息休整，因此没有发生战争。
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匈奴又发兵2万攻掠汉地，但被汉军反击，俘杀9
000人，并擒获瓯脱王，匈奴主力远遁。于是昭帝命赖丹为校尉将军，乘机移民屯垦瓯脱(边境上双方的缓冲地带)。并以轮台为屯田基地，这是继承武帝未竟之业。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王又侵日勒(今甘肃永昌县西)、屋兰(今甘肃山丹县北)、番和(今甘肃永昌县，番音潘)等地，张掖太守率兵大败匈奴，汉属国义渠王射杀犁汙王[30]。此后匈奴以汉边境戒备森严，不敢进犯。
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匈奴侵逼乌孙，乌孙昆弥(乌孙王称昆弥)及乌孙公主(乌孙王之妻，即汉公主)一面向汉宣帝求救，一面以精兵5万抵抗。宣帝派五路大军共15万人，由常持节，与乌孙联兵对匈奴实行反击。匈奴大败，人畜远遁，汉军五路皆出塞千余里而还。这是西汉时期汉匈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战。匈奴从此一蹶不振，属国也纷纷叛匈归汉[31]。此后宣帝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派郑吉在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一带)筑城屯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随后又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以管理乌孙等西域各国[32]。汉河西长城的亭燧建筑遂再延伸向西，直至延城(今库车县)西北。元帝时又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自盐泽(今罗布泊)以西所筑均为城障，并无城墙，但已深入西域腹地。其地理位置，经过斯坦因及近人王国维的考察和考证，现已大体上探明[33]。
东线：
西汉防御匈奴的重点在中、西部，故长城的修建也多在中西段，然而对于阴山至辽东的东部长城亦曾有过修缮和新筑。汉武帝时只将原秦始皇长城加以修缮和增筑，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辽东匈奴与乌桓交战，汉昭帝乘机派兵至辽东。匈奴闻讯退走，汉军转击乌桓。随后于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修筑东段长城，并建辽东(今辽宁朝阳市)、玄菟(今辽宁新宾县西)二城，募民屯垦。
西汉元帝后，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焉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今杭爱山)、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达于今黑龙江北岸，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汉代的亭障烽燧，不仅沿北方边境修筑，而且以首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地，凡重要地区都有亭障、烽堠相连。这样就使边疆、内地、首都连成一气，构成一个坚固的有机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个防御体系对汉王朝的巩固，对于中央政令的畅通，对于西、北领土和中原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保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故史书说，武帝死后，“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34]这些汉代的长城、烽燧、列城遗址现在还广泛遗存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及河北、山西、北京、辽宁等省区。
西汉宣、元以后，汉匈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5年)，由于匈奴杰出首领呼韩邪单于的归附汉朝，汉匈之间长达150多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遂告结束，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更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为时竟达五六十年[35]。史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烽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36]，自然也就用不着再事修筑长城了。
第四阶段：东汉时期。
王莽执政期间，由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激起了匈奴的反抗，西汉后期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被破坏了。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派遣使者前往匈奴，意图恢复旧好。但这时以呼都而尸道皋单于为首的匈奴侵扰势力抬头，不仅拒绝和好，而且与北部卢芳、彭宠等地方军阀勾结，并联合乌桓，不断入侵东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光武帝除分别派兵屯守要地外，并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遣骠骑将军杜茂等领兵镇守北边，缮治飞狐(古之要隘)道，筑亭障，修烽燧，自代(郡治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三百余里，凡与匈奴大小数十百战[37]。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春，复遣大司马吴汉率马成等军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人民计6万余口，安置在常山关(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的倒马关)、居庸关以东，以避匈奴骑兵的攻掠。匈奴左部(东部)兵乘机转居塞内。光武帝对此深感忧虑，乃增厚沿边兵力，每郡数千人，并筑亭堠，修烽火[38]。是岁，汉又使扬武将军马成缮治障塞，自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市)至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河上(今陕西大荔县)至安邑(今山西夏县)，太原至井陉(今山西太原市至河北井陉县)，中山至邺(今河北定县至磁县)，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堠，以备匈奴[39]。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入居塞内，随后更不断南徙。而北匈奴则继续与汉为敌。直至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汉发大军连续出击，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匈奴无法在漠北立足，主力遂西迁中亚、欧洲。从此退出了漠北的历史舞台。匈奴政权从冒顿单于即位(公元前209年)起算，至公元91年瓦解，共存在约300年[40]。
注解：
[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 《史记·匈奴列传》。
[3]
汉初历法仍秦之旧，以十月为岁首。故冒顿于高祖六年秋攻太原，翌年冬高祖发兵往救，为时仅隔数月，非隔一年有余。直至武帝太初改历，始以正月为岁首。
[4] 《汉书》卷四《文帝纪》及卷四九《晁错传》。
[5]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及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6] 《汉书》卷六《武帝纪》。
[7]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列传》及《汉书·武帝纪》。
[8] 《史记·匈奴列传》及卷一一一《骠骑列传》。
[9] 《汉书》卷六《武帝纪》及卷九四《匈奴传》上。
[10] 《史记·匈奴列传》。
[11] 《汉书·武帝纪》及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12] 《汉书·武帝纪》、《匈奴传》及卷二四《食货志》下。
[1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14]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序。
[15] 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二篇，1948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出版。
[16]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7] 《史记·大宛列传》。
[18] 《汉书·武帝纪》。
[19] 《史记·匈奴列传》。
[20] 《汉书》卷五四《李广附孙李陵传》。
[21]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39幅，1982年地图出版社出版。
[22] 原文作李陵“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颜师古注：“抵，归也”，即向南回归之意。
[23] 白音查干《汉长城考察与研究》，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24] 《汉书·武帝纪》及《匈奴传》上。
[25] 《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
[26] 《汉书·匈奴传》下。
[27]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28] 斯氏《西域考古记》向达译本，中华书局1941年再版第195页。
[29] 同上第134—136页。
[30] 《汉书·昭帝纪》，《汉书·匈奴传》上。
[31] 《汉书》卷七十《常惠传》。
[32] 同上卷《郑吉传》。
[33] 斯坦因考察已详上文，王国维考证见《观堂集林》卷十七《流沙坠简序》等文。
[34] 《汉书·匈奴传》上。
[35] 林干、马冀《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第一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36] 《汉书·匈奴传》下。
[3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及卷二二《杜茂传》。
[38]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及卷二二《马成传》。
[39] 同上《马成传》。
[40]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