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人除信仰萨满教外，还信仰祆教、景教和佛教。
祆教(祆音天)，又名拜火教，起源于古伊朗东部，为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创，以后传播至亚洲不少地方。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曾被尊为国教，故又名波斯教。公元后7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波
斯后，随着伊斯兰的传播，该教在本土逐渐衰落。该教在神学上被认为是一神论，但在哲学上则被认为是二元论。其教义保存在《波斯古经》(音译名《阿维斯陀》)中。据云宇宙间存在着善和恶、光明和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而火即是善与光明的化身，故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在光明的王国中，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是最高的主神和主宰，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许多僚臣和眷属，职司对人间施与恩惠和善行，建立真理和秩序。在黑暗的王国中，恶神安格拉·曼纽是魔王，他有许多魔众，职司对人间散布疾病、死亡和玷污大地等恶行。善恶双方形成各自的阵营，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善战胜了恶，光明战胜了黑暗。
祆教在南北朝时(约公元518年前后)传入我国，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曾建寺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名“波斯寺”。突厥人何时开始信仰祆教，不得而知。但据唐僧慧立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载，玄奘在中亚时已见“突厥事火，不施
。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菌而已”。唐代段式成撰的《酉阳杂俎》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此外，玄奘在飒秣建(今中亚撒马尔罕)时，见其“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宿］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飒秣建即昭武九姓中之康国，在隋时(公元589—618年)，其王名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服于突厥[1]。故飒秣建之信仰祆教，可能与突厥之信仰祆教有关。
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因继承聂斯托里(Nestorius，约公元384—440年)的宗教主张，故也称“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原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因否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的传统教义，被东罗马帝国皇帝革职充军。他的信徒逃往波斯，得波斯王的支持，于5世纪末成立独立的教会。此教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我国，取名景教。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者为景教教士景净，曾任“中国教父”。该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盩厔(音周至，今陕西周至县)出土。碑文概述景教于唐贞观九年从波斯传入中国后的活动和基督教的教义。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十字架，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大秦即罗马帝国的古称)。
法国学者沙畹(Chavannes)在《西突厥史料》(219页)[2]引西方史料，谓公元561年时，景教已传播于康居(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一地的突厥人中。据说公元591年东罗马皇帝派兵援助波斯王库萨和(人名)击破其叛将Bahram，在叛军中杂有突厥军队，而此突厥军队中则有数人额上刺有十字符号。库萨和用大象将这些俘虏尽数踏毙，仅留额上刺有十字的俘虏遣送给罗马皇帝。皇帝询问俘虏以十字之由来，据云昔日东粟特(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瘟疫流行之时，曾有基督教徒命其刺十字于额，遂得不为瘟疫所染。沙畹说：“观此文，具见景教在591年前30年时已传播于康居一地突厥人之中，盖诸人于童年时刺此十字也。突厥人中既有基督教徒，则635年西安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阿罗本(景教教主)传教中国之事，亦无足异矣。”
佛教为公元前6—5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在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所创立。他的教义虽主张“众生平等，皆可成佛”，但又说“有生皆苦”，而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于消极的“涅槃”(意为寂灭)境界。公元前3世纪之间，由于阿育王的信仰和提倡，佛教逐渐从中印度传播到南北各地及四邻诸国。从南方传入锡兰、缅甸等国的通称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从北方传入我国后再传至朝鲜、日本等国的通称北传佛教或大乘佛教。佛教之最早传入我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即是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3]。
至于突厥人之最早接受佛法，据《隋书·突厥传》的记载，则在佗钵可汗(公元572—581年)时期。《传》载：
“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佛寺)，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
《北齐书》卷二十《斛律羌举传》亦载：
“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译)《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
以前后时间约之，事当在公元574—576年间，也就是佗钵可汗时期。
唐朝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三载：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中天竺人也[4]。以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籍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辗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即统叶护可汗)衙所，以法训
，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祗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信于前。”(事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2年以前。)
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统治集团中，似曾一度对佛法不大信奉，中经一段斗争(斗争情况不明)，重又恢复信仰。唐僧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卷一对此隐隐约约有所反映。《记》载：
“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顷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袭伽蓝(佛寺)，欲图珍宝。去此不远，屯军野次，其夜梦见毗沙门天曰：‘汝有何力，敢坏伽蓝?!’因以长戟贯彻胸背。可汗惊悟。遂告群属所梦咎征，驰请众僧。未及返命，已从殒殁。”
唐时新罗僧人慧超撰《往五天竺国传》载：
“建驮国，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5]；王、王妃、王子、首领，各各造寺，供养三宝。此王每年两回设无遮大斋，但是缘身所受之物，妻及象、马等并皆施舍。”
同上《传》又载：
“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
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皆是突厥。……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铎干(铎干应为‘达干’之异译；达干，突厥官号)，每年一回，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
此外，汉文《大藏经》卷五一《悟空行纪》说悟空于公元759—764年间留居迦湿弥罗及健陀罗二国时，其所志二国诸佛寺中，有若干为突厥王子等所建，尚保存百年前突厥势力之遗迹。如《行纪》云：
“于迦湿弥罗国……有也里特勤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入健陀罗城……有特勤
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所记与上文慧超所记一致)。
最后，《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环《经行纪》亦云：
“碎叶城[6]，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之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
佛教在后突厥也有人信仰。史载：
“景龙(原误作景云)二年(公元708年)三月，张仁愿于河北(黄河河套以北)筑三受降城。先是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寺，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然后)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7]
此事在默啜可汗在位时期。后来默啜死，毗伽可汗继位，由于最高统治者不予提倡，故未能广泛传播。史载：
“毗伽［可汗］又欲筑城，并立寺观。［其大臣］
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之］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佛、道)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8]
综合以上所载，可见突厥人的宗教信仰颇为庞杂，除萨满教原为氏族社会的遗留，故东西突厥均仍流行外，祆教和景教则仅流行于西突厥，特别是散居于中亚地区的西突厥人。东突厥是否也有祆教徒或景教徒，史书未见。至于佛教，则在东西突厥的统治者中多有皈依者，且其传入东突厥乃来自中原汉族，传入西突则与天竺和中亚诸国有关。但交河公主在碎叶城建寺，则佛教之在西突厥传播，不能说与中原毫无关系或全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注解：
[1]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康国条。
[2] 1958年12月中华书局重版。
[3]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引《魏略·西戎传》。
[4] 印度古称天竺，竺音竹。
[5]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指创教之人；法，是佛所说的教典；僧，是继承或宣扬佛教教义之人。三者构成佛教的要素，故喻之为“宝”。
[6]
碎叶城，唐朝“安西四镇”之一，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置，故址在今中亚巴尔喀什湖南的托克玛克城附近。
[7]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
[8]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四年冬十月条。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