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族盛行的萨满教
萨满(Saman)一词是鄂伦春语[1]，意为因兴奋而狂舞不息之人。后来流传到中外各地，遂为学术界所普遍使用。在我国塞北各少数民族中，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曾广泛盛行于各氏族部落。各族人民不论从事狩猎、游牧或日常生
活，都希望获得丰收和幸福。但人们在早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因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界不能科学地理解，因此往往乞灵于幻想和迷信，企图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力，避免灾害和寻求安乐，于是便产生了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但神灵远处太虚，非凡人所能接触，因此“萨满”这种人物便应运而生。萨满的任务和作用主要是沟通“天人之际”(即天上与人间的关系)，召请神灵前来附身，代表神灵传达神的旨意，并凭借神灵的力量(神力)去为人间治病驱魔、消灾降福和预示未来。正如鄂伦春人所说：“神是通过萨满的嘴来和人间说话的。”[2]萨满有男有女，男萨满称“觋”(音习)，女萨满称巫。萨满这种人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如匈奴族的“巫”[3]，黠戛斯族的“甘”Kam)[4]，古突厥碑铭中的“乌玛依”(Uma
)[5]。《北史》卷九八《蠕蠕传》也载：柔然族可汗丑奴时，有一个年方20岁的女巫医名叫地万，假托鬼神，骗取了丑奴对她的信任，丑奴称她为“圣女”，并纳她为“可贺敦”(妻之义)，地万遂干预汗庭政事，后因奸谋败露，被丑奴杀死。
萨满教的思想基础为“万物有灵论”，它的表现形式为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图腾的崇拜。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拜太阳初升)，夕拜月。”又，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五月那一次，“大会茏城，祭其先(祖先)、天地、鬼神”。突厥人和回纥人也是如此。《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载：可汗“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山］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外国学者也说：回纥人“先奉之宗教为珊蛮教(珊蛮即萨满之异译)，与亚洲北方其他诸部族同。其教之巫者曰珊蛮，即此粗野宗教之教师也”[6]。他们会巫术，行使巫术的人，他们称之为“珊蛮”[7]。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亦载：乌桓人以穹庐(毡制帐幕)为屋。屋门东开向日。又，乌桓人死后用棺木殓尸，以一肥犬用彩绳拉着棺木送葬，意为“托付”肥犬把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之地——赤山。《魏书》卷一○八《礼志》载拓跋鲜卑人“凿石为祖宗之庙”，并经常派人前往致祭。1980年考古学者已在大兴安岭北麓大鲜卑山的嘎仙洞找到了拓跋鲜卑人这个祖庙石室的遗址(见上文第三章第二节)。契丹人也祭山，尤其重视祭木叶山和黑山。《辽史》卷五三《礼志》六载：每年十月十五日，辽帝与群臣望祭(即遥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即用契丹文字撰写祭文)，并焚之”。冬至日，依契丹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辽帝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中原)之岱宗也。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契丹人祭山和祭祖的目的，主要也是企盼山神和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多猎获野兽，增加生产。《契丹国志》卷二三《国志风俗》载：“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史书记载，突厥族和回纥族均以狼为图腾[8]。据《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载：突厥人的祖先是被狼养大及由狼种生育繁衍起来的。此说虽属神话传说，实即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故同《传》还载：“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亦载：“牙门(可汗庭帐营门口)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回纥人也是以狼为图腾，故汗国旗帜也用狼图案作标志。《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上载：肃宗(公元756—761年在位)时，回纥可汗领兵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9]，唐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与可汗会晤，“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头纛而后见”。
萨满教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教义，没有偶像，也没有固定的神。只是在萨满的观念中认为，宇宙是分为三界(三层)的：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丹麦学者V.汤姆森在《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中说：“突厥人之宗教为萨满教。……依突厥人之宗教观念，宇宙乃由若干层组成，上部十七层，构成‘昊天’(昊音号)，为光明之国，下部七层或九层构成下界，为黑暗之地，二者之间为人类生存之地面。……‘至尊’……居于天上之最高层(突厥文T
ngri一字，指天亦指天神)。其余诸天层由各种善神居住，善神之下乃碑文中屡言之Ｕｍɑ
(乌玛依，保护儿童之女神)。……人类未能直达昊天，须由其天堂中之祖先介绍，然而亦非一切人都能与其祖先交通，此种恩惠惟萨满能给与之。”[10]
萨满没有宗教组织，他们为人治病或消灾降福，都是以个人身份出现。主要法术是用咒语。法具有法帽、法衣、手鼓和铜铃。施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的形式为“跳神”，即手舞足蹈，摇铃击鼓，口中念念有词，有时乱喊乱叫，装作神灵附身，甚至虚拟与恶魔搏斗的动作，行为狂暴，有异常人，直至失去知觉，进入昏迷状态而止。
据西方史料记载，6世纪中，西突厥室点密可汗在位时期，东罗马帝国使臣蔡马库斯(Zemarchus)出使西突厥汗国，在行抵中亚索格底亚境(未到达可汗汗庭)时，有突厥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祥之兆。［于是］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取其行李置众人之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除妖礼毕，蔡及从人乃与引路者复前行……”[11]。
以上是萨满驱魔形式之一种。此外还有别种形式。例如辽代契丹人举行驱魔仪式时，“令巫师(即萨满)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12]。
在萨满施法驱魔治病的各种形式中，当以“萨满”一词的故乡鄂伦春萨满的“跳神”场面最具特色和较为典型。通常是由主人家邀请萨满前来跳神，并事先将跳神日期通知亲朋好友，而远近邻居也闻风前来观看热闹。跳神是在晚间进行。太阳一落山，主人家就在家门口生起一堆篝火，观众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当夜幕降临时，萨满便穿上法衣，戴上法帽，拿着手鼓，走近篝火旁边，坐在早已为他(她)准备好的“塔烧兰”(板凳或坐垫)上，闭上眼睛，慢慢地击鼓请神。不久，萨满全身逐渐抖擞起来，鼓声也逐渐加紧，这时萨满开始精神恍惚，并逐渐失去知觉，最后进入“无我境界”，表明所请的神已经附体。神附体后，萨满便能看出病人是因触犯了哪一位神而得病，他(她)立即画出一张被触犯的神的神像，把它交给“二神”(萨满的徒弟、助手)在主人家屋外供起来，病人当即向被触犯的神许愿，请求宽恕和保佑。这时萨满突然狂怒起来，边说边唱，绕着篝火，疯狂般暴跳，跳神至此便达到高潮。脚步声随着歌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有节奏地跳动，手鼓的敲击声也随着歌声和舞步，时紧时缓、时高时低，法衣上的各种铜铃、铜镜等器也发出金属碰撞的响声。在萨满说唱时，“二神”也要随声附和，互相配合；观众也可跟着伴唱。有时萨满在说到病原不是因为触犯神灵而是某种魔鬼作祟时，为了表示要制服魔鬼或与魔鬼进行搏斗，便当场作法，或吞针、吃火炭，或用刀砍手臂，或赤脚蹚篝火等等。最后，萨满为了要回到原地而急速旋转并发出“嘿嘿”的声音，当旋转十几圈时，便会突然仰倒在地或倒在上前扶他(她)的人的怀里，成了瘫软的状态，再也不能活动了。这说明魔鬼已被驱走，神灵也已离去，跳神表演至此全部结束[13]。
萨满不仅能请神驱魔，而且能预卜战事后果及“呼风唤雨”。《新唐书·回鹘传》上载：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回纥牟羽可汗拟率兵南下入侵唐境，但萨满经过占卜，已知战事不可能发生。“始，虏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战，当见大人而归。及是(即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劝阻后)，相顾笑曰：巫不吾绐也(巫师不会骗我)。”《旧唐书·回纥传》又载：在一次冬夜，回纥与唐将白元光部联兵，于灵台(今甘肃灵台县)西抗击吐蕃的入侵时，“回纥使巫师致风雪，及迟明战，吐蕃尽寒冻，弓矢皆废(尽被冻裂)，披毡徐进。元光与回纥随而杀之蔽野”。《新唐书·回鹘传》附《薛延陀传》亦载：贞观年间，唐将李勣与薛延陀兵战于漠南。“始，延陀能以术(巫术)
神(求神)致雪，冀困(李)勣(之)师”。
萨满(巫师)施法“呼风唤雨”，当然不可能；用请神、驱魔的办法去为人治病，也不会收到预期效果。但在塞北各族早期的社会中，因物质生产不发达，故文化水平也不甚高，萨满既掌握了医、卜、星、相等多种知识，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渗透到各族上层的政治、军事领域之中。
最后附述一下属于鲜卑后裔的锡伯族[14]的萨满教。锡伯族最初居于今内蒙古海拉尔市东南部，17世纪中叶迁居嫩江一带，18世纪中叶有一部分人被清朝调往新疆伊犁河南屯戍。
锡伯族的萨满除为人治病而跳神外，每年还有春秋两次规模较大的跳神活动。春季跳神是为了消除邪气，秋季跳神则是为了预祝丰收。
锡伯族萨满跳神的咒语、法术、形式和内容，反映在该族民间流传下来的《萨满歌》中。现时所见的《萨满歌》为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手抄本，用锡伯文抄录，分两册函装。第一册名《祈告、祝赞、祷告神歌》，第二册名《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两册合称《萨满舞春》[15]。这首歌很长，是了解和研究锡伯族萨满教的珍贵资料。
注解：
[1] 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
[2]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9年编印的《黑龙江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情况》第207页。
[3]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载匈奴巫医为苏武急救剑伤。
[4]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附《黠戛斯传》载：“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Kam)。”有些西方学者认为Kam为古突厥语，读音“喀姆”，即“萨满”一词的音讹。
[5] “乌玛依”详见下文。
[6]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册第62页。
[7] 伊朗人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上册第65页。
[8]
原始社会的人群，假借一种自然物(动物或植物)为符号，作为一个氏族血统的标志，尊为神圣而崇拜之，谓之“图腾”。
[9] “安史之乱”见上文第一章第二节注。
[10] 汤氏《导言》汉译文见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
[11]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第285—286页引，中华书局，1977年。
[12]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
[13]
以上根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二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莫力根、林干二人在鄂伦春自治旗参观访问的见闻写成。
[14]
清人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卷三一载：“鲜卑音转为锡伯……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但锡伯的族源也别有异说。
[15] 《萨满歌》见佟克力编《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一书“附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