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壁画是辽代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世界艺术的珍品。新中国成立前，当以辽庆陵壁画为辽墓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一大批辽代壁画墓，目前已发掘清理出多达30余座，其中北京、河北、山西、辽宁虽然也有发现，但是绝大多数则在塞北内蒙古地区。通过内蒙古地区众
多的辽代壁画墓，包括辽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壁画墓，可以完整地了解辽代墓葬中壁画的发展情况，从而也可以了解辽代绘画的发展情况，不少辽代壁画墓中的壁画具有极高的鉴赏和研究价值，是难得的契丹艺术瑰宝。
契丹贵族墓，尤其是大贵族墓，一般都有壁画，而且都是彩绘。建筑装饰也用彩绘，绘在墓道、墓门、尸床、供台及椁室沿边，以美化墓葬建筑为目的。壁画绘于墓内、天井、墓道，内容有人物、风光、花卉、禽兽以及建筑物等，反映出契丹人物、契丹游牧生活、草原四季风光、契丹奴仆侍役、车骑出行仪仗等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画面，均有别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壁画。辽代壁画墓中，有的有墓志或其他有纪年的文物，而有的却没有，只能根据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以及壁画的内容和艺术风格来判断。根据已发现的辽代壁画墓进行比较，辽代圣宗(公元983—1030年在位)以前的辽墓壁画较多地保留唐代绘画的风格，而圣宗以后则逐渐受到宋朝绘画的影响。同时，辽墓壁画的内容也从早期到晚期逐渐地由简而繁。特别是自辽圣宗至道宗(1095—1100年在位)末叶，由于辽王朝社会经济繁荣以及帝王屡世参与绘画和提倡绘画，因而辽王朝这个时期的辽墓壁画更为兴盛，出现了许多杰作。
辽圣宗以前早期辽代壁画墓发现不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有纪年的属于早期的有辽驸马卫国王墓[1]，只见椁壁板上残存有牡丹花，其余情况不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是在两座石棺外壁抹白灰作画，而不是将壁画画在墓壁和墓道上，这是辽墓壁画中仅见的特殊的一例。这两座石棺画墓中，以一号墓绘画较多而且保存完整，共有石棺画5幅，刻画1幅。石棺画总长10米的横轴画，以墨线勾勒为主，极少敷彩[2]。绘于石棺右内壁的《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和绘于石棺左内壁的《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绘于石棺前堵头内壁上半部的《备马图》，这3幅画看不出有受到汉文化影响之处，而是以简朴、明朗的笔调，描绘了契丹族人游牧生活的情景，是契丹族的风俗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辽墓壁画最能体现契丹族特点和时代风格的画卷。在这两座辽墓中未发现有纪年的文物，但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以及石棺画进行分析，当可认为是属于辽代较早的墓葬。
关于辽王朝早期壁画墓的壁画内容和特征，过去学术界大多认为是以描绘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为主，绘画技术古朴、简练。但考古工作者于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掘了宝山辽初壁画墓之后，令人大开眼界，过去的看法已被推翻，必须重新认识辽代早期绘画的成就。
宝山辽初壁画墓位于阿鲁科尔沁旗西部东沙布日台乡宝山南麓。抢救性清理发掘的这两座砖石结构墓，是由墓道、门庭、墓门、甬道、墓室以及石房组成，为一座墓葬形制独特，装饰华丽，壁画题记甚多，精彩纷呈的辽初壁画墓[3]。根据一号墓石房内墨书题记，该墓下葬年代为天赞二年(公元923年)，距契丹建国仅16年。这是到目前为止，有纪年的辽墓中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葬，墓主勤德死时年仅14岁，其父被称为“大少君”，应是契丹建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以一号墓为例，墓内现存壁画、诗词、题记面积达120多平方米，描绘各式人物46人，其中许多人物的头饰、衣饰以及一些器具、花卉，均采用金箔精工装饰。从绘画技术来看，一墓中采用两种不同风格的画法：大致是墓室周壁及石房正面内外壁画采用写实笔法，用笔流畅，薄施淡彩，墓顶绘有云纹、花卉，大笔挥洒，奔放自如；而石房内则以精美细腻的工笔重彩描绘，主要有墓主对冥世寄托的神话传说以及花鸟图、云鹤图等。画面构图讲究，用笔传神，着色艳丽，技艺超群，人物形象显著表现出唐代绘画的风格。宝山辽初壁画墓的壁画具有极高的鉴赏和艺术价值，反映出辽代契丹族早期绘画水平是很高的。宝山辽初壁画墓中的壁画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辽代契丹族早期绘画的杰作，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宝山辽初壁画墓的发现与发掘，是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辽圣宗以后中、晚期壁画墓发现较多，这时的壁画不仅绘在墓内，而且已经扩展到墓道两壁、天井等处，内容也有所增加，但数量最多的是人物画。例如庆陵的东陵壁画(辽圣宗墓葬壁画)，除建筑彩绘和一幅云龙图外，还绘有与真人等高的人物像70余个。墓道两壁绘有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备有鞍鞯的马1匹，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均绘有同样的仪卫，前室还绘有乐队，壁画中有不少男像为髡发和少数戴圆帽的，还有腰围革带的官员和身着左衽长袍、腰围革带、左侧梳髻的侍女像等。人物像的左上方都有墨书榜题。东陵壁画最有特色的是中室四壁所绘的春、夏、秋、冬四季山水风光画[4]，这是描绘契丹皇帝四时捺钵之所[5]的景色，壁画构图严谨，草原鸟兽形象生动，艺术水平很高。因庆陵早就被盗掘，故东陵壁画也早已为世所知。90年代初，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被盗掘过的庆陵又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一批日本人所著《庆陵》一书中未曾刊登的壁画，这些壁画水平很高，价值很大，有待今后公布。庆陵的壁画是辽代中期的代表作，代表了当时绘画的艺术水平。
辽代晚期壁画墓的壁画，题材更为广泛，人物数量更多，身份也更繁杂，各种景物的种类大大增多，此外还出现大量契丹人饮食起居的风俗画。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物中，出现了辽代中期壁画墓中未曾见过的墓主和门神。壁画中还出现了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显地可以看出契丹社会封建化后，壁画也受到了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晚期辽墓壁画的民族特色仍然是鲜明的。例如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的出行图、归来图，库伦旗六号辽墓壁画的乐舞图，以及库伦旗奈林稿一号辽墓壁画的仆役侍卫图等[6]，都是反映契丹民族特色的壁画，是辽代晚期壁画中的珍品。
但辽代晚期的壁画，规模最大而且绘画技艺卓越的代表作当推库伦旗前勿力布格八号墓中的壁画。墓道南、北两壁近30米长，壁画绘于墓道、天井、墓门等处，壁画总面积达300平方米，可惜很早就遭到破坏，已不能看到全貌[7]。仅从南壁残存的出行图人物中，见到有执剑者4人，执骨朵者2人，捧帨巾者1人，执交椅者1人，执伞者2人，这10人均属仪仗人员。此外，在北壁以及墓门等处，还出现明显受到佛教壁画中“飞天”影响的人物画，这种人物画在辽墓壁画中是罕见的。库伦旗八号辽墓壁画气势宏大，运笔流畅奔放，着色协调明快，人物形象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准确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物。这些壁画是辽代晚期壁画中的杰作，也为研究契丹族的生活、服饰、仪仗、丧葬制度以及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墓壁画中的题材极为丰富，在敖汉旗皮匠沟一号辽墓壁画上，还发现辽墓壁画中仅见的马球图，这是继陕西唐代章怀太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李贤墓之后，第二次在壁画墓中发现马球图。马球图长1.5米、宽约0.5米，共绘有5匹马，每匹马上各乘坐1人，5人均手持月仗，身着窄袖圆领长袍，束腰，足蹬长靴，(画面上有两个红色球门)乘马作奔驰腾跃状，有人挥动月仗奋力抢击一红色球，有人在争抢红球，两仗交叉，球在其上，整个画面极富有动态感。四蹄腾空的马匹，向身后飘动的帽带、髡发，以及在空中飘动的红球等，生动地描绘了辽代马球比赛的热烈场面[8]。这是辽代契丹族打马球的珍贵画卷。这幅壁画是契丹族绘画中的珍品，它为研究我国体育史增添了新的资料。辽墓壁画艺术，是中华绘画艺术宝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注解：
[1] 见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 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出版)。
[3]
齐晓光《辽代考古又有重要发现——内蒙古发掘宝山辽初壁画墓》，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1日第1版。
[4]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一书，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1953年。
[5] 辽皇帝四时出巡、游猎时的“住坐处”谓之“捺钵”。
[6]
吉林省博物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文化局《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8期；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出版；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载《考古学集刊》第1辑，1980年出版。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载《文物》1987年第7期。
[8]
邵国田《辽代马球考——兼述皮匠沟一号辽墓壁画的马球图》，载《内蒙古东部区考古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