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大字颁行不久，契丹小字也随着出现了。《辽史》中有一条关于契丹小字创制的记载：“迭刺，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刺聪敏可使’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1]契丹小字究竟何时创制，于史无征。
根据上条记载，其创制为在太祖时期。查《辽史》卷七十《属国表》，回鹘使辽始于太祖神册三年二月，接着入贡于神册三年三月、天赞三年九月及四年四月。据此，契丹小字的创制当在神册三年与天赞四年(公元918—925年)之间。在契丹大小字资料没有大量出土以前，人们不能辨别契丹大小字。陕西唐乾陵无字碑[2]上的金代契丹小字碑文《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直被误认为是女真大字；1922年发现的辽庆陵哀册则被误作契丹大字。直到20世纪50年代，出土了《萧孝忠墓志》，——一种未曾见过的契丹文，才有了契丹文两种字体互相比较的条件。金光平、曾毅公认为：“庆陵契丹字，有单文，有两个单文以上的拼合字，拼合字多是两个单文至七个单文联缀而成的复体。从此看出契丹语是多音节语。由于每一字或每一词、一语汇的音节的多寡，也就影响了每个字形的繁简。锦西契丹字和庆陵契丹字相反，字形简单、整齐，又和女真文相近。制字的方法，有的直用汉字，有的略改汉字的笔画。从上述两种契丹字字形来看，所谓‘以隶书之半增损之’的契丹大字，正与锦西契丹字相适合，而庆陵契丹字是模仿回鹘的标音文字，恰好与迭刺所制的契丹小字相适合。”[3]他们辨别契丹大小字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所承认。
契丹小字是由最小的读写单位——“原字”所组成。原字是代表一个音节或音素的拼音文字。它是“在汉语反切知识的启发下，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造出来的一种介乎音节和音素之间的拼音文字”[4]。小字的拼写规则中具有汉语反切的方法，即用原字拼写契丹语语词。这一点正与回鹘文规则相同。字形则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书写时多采用合写形式，即以一个词为一个书写单位，由一个至七个原字叠写成字。叠写次序一般为先左后右而排列组合，二二下推。若遇三、五、七个原字，则末一字居于下边中间，即：
契丹小字是“数少而该贯”的“小简字”。据上引《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统计，原字总数约在350个左右。用较少的原字拼写契丹语词汇，比契丹大字容易，而且可以更好地表达契丹语音。契丹小字原字笔画少，一般只有3～5画，也容易掌握。
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通用于辽朝和金朝前半期，并且在金代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辽代，主要用于刻写纪功碑、墓志铭、外交书函、符牌、文学作品、译书及记事等。在金代还用于考试选拔人才。女真建国初期，未制文字，直接借用契丹文字。女真文字创制后，契丹文字作为女真文字的补充，一直沿用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被明令废止，前后使用将近300年。到了元代，耶律楚材随大军西征，据传说，曾“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仅如此，他还将辽朝寺公大师用契丹文写的《醉义歌》译成汉文[5]。这说明契丹文字(不知是大字还是小字)在西辽也在应用。
契丹小字资料，除了《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自从刻成以来即树立在唐乾陵外，其他石刻资料都是在20世纪方陆续出土发现的。兹列举若干如下。
(1)《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于1922年在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抄录了这两个碑的碑文。碑石共四方，二方汉字，二方契丹小字。因他不懂得拓捶法，只用手工临摹后加以发表。原石掩埋后至今未曾出土。现仅存该二碑的手抄临摹本。兴宗哀册契丹小字36行970个字(词)，仁懿皇后哀册32行590字(词)左右。兴宗哀册是清宁元年(公元1055年)之物，仁懿皇后哀册则是大康二年(1076年)之物。
(2)《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1930年在辽庆陵的道宗陵出土，辗转到了辽宁博物馆获得保存。道宗和宣懿皇后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各一合。册盖上契丹小字未作合写，以原字形式单独排列刻成。道宗哀册册盖6行36个契丹小字原字。册文37行，1
000多字(词)，其中9行作了改刻。宣懿皇后哀册册盖4行16个契丹小字原字，册文30行600多字(词)，是乾统元年(1101年)之物。
(3)《萧令公墓志》(残石)：1950年出土于辽宁省义县清河门(现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山村萧慎徽祖墓群二号墓中。现存大小不等六块残石，共有契丹小字32行594字(词)，为清宁三年(1057年)之物，现存辽宁博物馆。
(4)《许王墓志》：1975年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村流井沟辽墓中。志盖上有汉文、契丹文对译“掩闭日甘露降”6字。志刻契丹小字64行2
150多字(词)。
(5)《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刻在唐武则天墓前无字碑上，为明清以来重要金石学著作所载录。日人羽田亨于1928年，我国学者王静如于1933年，分别指出该碑为契丹字而非女真字。1982年，刘凤翥、于宝林又在唐乾陵献殿遗址发现一块四分之一的残石，所刻字体大小、内容都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完全一致，但多漫漶不清。共有契丹小字5行96个字(词)，同碑文汉字完全对译，是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的刻石。
(6)《萧仲恭墓志》：1942年出土于河北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志盖刻契丹小字3行9个词。志文契丹小字50行共2
492字(词)，刻于金天德二年(1150年)。
(7)《故耶律氏铭石》：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毛不沟。志文契丹小字25行共699字(词)，为天庆五年(1115年)之物。
(8)《耶律仁先墓志》：1983年7月出土于辽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志盖反面刻契丹小字70行共5 143字(词)，清楚可辨者4
776个字(词)，汉文志文37行1 409个字。
(9)《耶律宗教墓志》：1991年6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县鲍家乡高起村北。墓志铭为契丹小字，共1 020个字(词)，对译汉字墓志铭935个字。
(10)《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1993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地乡老虎沟村。墓志一合，志文契丹小字阴刻51行，现存48行，约1
570余字(词)。墓志早期被毁，残缺左右两上角，约残700余字(词)。从解读结果看，墓主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死于金大定十年(117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70岁。志文中出现了辽代的“大康”和金代的“天会”、“天眷”、“皇统”、“大定”等年号以及官职、地名，是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墓志中时代最晚的一合。这是继河北省兴隆县出土的金代天德二年(1150年)的《萧仲恭墓志》之后，全国第二次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此墓志距金朝废止契丹文字的明昌二年(1191年)仅有21年，据此可以研究晚期契丹小字使用的情况，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墓志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契丹小字资料中不曾出现过的新的原字及由这些原字拼成的字词。这些都为契丹小字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资料。该碑现存敖汉旗博物馆[6]。(
附：辽庆陵出土契丹小字《宣懿皇后哀册》篆盖及册文拓片。)
由于契丹语言的消亡和史籍中缺少契丹语言的资料，尤其没有《华夷译语》之类的工具书传世，契丹文字变成地地道道的“死文字”。因此解读契丹文字便成为难度最大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契丹文字石刻的不断出土，国内外学者不辞辛苦，尽量克服困难，逐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尤其是释读契丹小字方面，成果最为显著，研究更为深入。
我国学者罗福成、王静如、历鼎
等，利用契丹小字哀册与汉字哀册对比的方法，率先破译了年、月、日、数目字、干支、年号及少量词语，但仅知其义，不知其音，语法关系更不得其解。1934年金毓黻出版了《辽陵石刻集录》一书，辑录了20件拓本以及一些小件契丹字资料，并附当时的研究成果9篇，为契丹小字的研究提供了资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到了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识读契丹小字方面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不如国外学者成果明显。日本学者村山七郎提出了契丹小字的原字是仿照突厥字制成的意见，又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系(语族)，所以把已辨识的契丹小字按同义的蒙古语去读，然后再同突厥字比较，以求找出原字的字源。另一位学者山路广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方法较为科学，所以取得的成果也多一些。他提出，契丹语中有汉语借词，可以用汉字音来寻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并试图用从《辽史》中寻找出的契丹语资料去加以印证。还有，长田夏树认为契丹语应属于蒙古语族，同时又指出契丹语同蒙古语之间的语音差别。他首次归纳了契丹小字原字，共得327字。以上学者对于推进契丹小字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贡献。但爱岩松男在释读契丹小字时，把原字作进一步的分割，从而走上了主观臆断的道路。前苏联学者如鲁道夫、沙夫库诺夫、斯达里科夫等，采用类似日本学者的办法，试图释读契丹小字。此外，他们所提出的统计方法，也有一定的价值。在这一阶段，国外学者曾给149个原字拟了音，但后来经过验证，拟对的和接近正确的仅34个原字。
从70年代开始，契丹小字的研究在中国蓬勃展开，成果令人瞩目。1975年由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五人组成的契丹小字研究小组，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378个原字，以释读《郎君行记》碑为突破口，对比其他碑刻，进行综合研究，互相参照，互相印证，逐步寻找汉语音译人名、地名、官名，然后根据中古汉语汴洛音和中原音韵构拟相关原字的音值。这种音义结合的研究方法，避免了片面性和主观性。为求音而先求义，在已知义的基础上探索未知的音；用探得的音值再辨识一些新词，掌握一定数量的已知词义或已知读音的词汇之后，进一步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元音和谐现象、音节组合方式等。
通过上述方法，为112个原字构拟了音值，加上前人的拟音结果，共有146个原字得到了拟音。拟定音值时，将汉语借词的音值同切韵系统、宋汴洛音、中原音韵等汉语古音多方核对，同时释读了契丹小字语词370多条，加上前人释出的70多条，共达450多条，分析词法形态达70多种，对20多种附加成分作了不同程度的解释。经过对形态变化较多的词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契丹语有元音和谐现象，不但有以舌位为转移的阴性、阳性的和谐，而且还有以唇形为转移的圆唇、展唇的和谐。以上的研究成果，最初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以《契丹小字研究专号》的形式于1977年发表，最后用专著形式写成《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这些成果的发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7]
。这个时期，还有郑绍宗、陈述、胡振华、侯学谅、苏赫、沈汇、即实、黄振华、王弘力和阎万章等学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对契丹小字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契丹小字研究》发表以后，契丹文字研究领域出现了研究的热潮，十多年来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还陆续发现了新的契丹小字资料。在这个阶段，除了报道新的资料外，解读工作主要是反复验证过去的成果，更大的进展(即超过《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的见解)似乎未见。总之，契丹小字的研究是个很有前途的学术领域。随着新的契丹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这个领域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研究成果。
注解：
[1] 《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2]
乾陵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今陕西乾县梁山。墓前有一高大石碑，无字，乃武则天所立，因她认为“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毋须自己歌功颂德。
[3] 《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一文摘要。
[4]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5] 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八。
[6] 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载《考古》1995年第5期。
[7] (日)西田龙雄《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载京都出版的《言语》杂志，1981年第1、2、3期。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