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建国不久，契丹大字便产生了。《辽史》记载创制契丹大字的情况非常简单，只说“(神册)五年(公元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1]。又载：“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2]“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3]
以上记载只说明契丹大字创制的年代，即辽太祖神册五年正月开始制字，至九月颁行，先后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其他如赞成创制契丹大字的鲁不古和突吕不，可能也参加了制字的工作。至于契丹大字的字形及造字原理，在《辽史》中根本没有提及。
《契丹国志》则载：“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4]这里把契丹大字的创制时间推后了6年，放到灭亡渤海(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之后，可能有误，但说制字三千余言，值得重视。宋人王溥在《五代会要》一书中记录了契丹制字的渊源：“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5]欧阳修《新五代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6]这说明契丹大字的创制是增损汉字笔划而成，而且制作文字数千，显然是表意字为多的文字体系。契丹大字颁行后不久，契丹小字也颁行了，因而大小两种字体同时并用，终辽之世，直到金代，仍沿用不替。在金代，契丹文字且与女真文字及汉字并行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始废，契丹文字前后使用共达270余年之久。
契丹大字是何样式?在契丹大字碑刻大量出土以前，对它了解甚少。北宋时的王易在其著作《燕北录》中，画下了三个契丹符牌式样和上面所刻的五个契丹字，还摹下一面旗帜上写的一个契丹字。元代的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一书中也转引了这六个字。这是契丹大字资料大量出土以前，我们在史籍中所能见到的惟一保存下来的6个契丹字。随着20世纪初以来契丹大字资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对契丹大字有了更多的认识。契丹大字，正如史籍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仿照汉字字形而创造的方体字。契丹语中的部分汉语借词，在契丹大字里直接写成汉字，如“皇帝”、“太后”、“太子”、“大王”、“金”等。有些字是借用汉字字形来表达相同的契丹语词，如“一”、“二”、“三”、“五”、“十”、“廿”、“月”、“日”、“仁”、“走”、“居”、“杏”、“东”、“夹”等。绝大多数的字是改变了汉字字形的契丹字，如“
”、“ 
”、“压”、“ 
”、“ 
”等。
根据最新的统计，现已发现的契丹大字已达1
800多个[7]，虽距《契丹国志》所说“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相差尚远，但今后还会继续发现。以上举字例说明，契丹大字是表意成分较重的文字。任何一种文字都必须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语言特点。契丹语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古老语言，因此可以肯定它是粘着型的语言。用这种表意成分较多的文字去记录具有富于形态变化和语法变化的契丹语，不可能会产生完美的效果，所以，契丹大字创制后不久，一种新的字体——契丹小字便应运而生，以弥补契丹大字的不足。尽管如此，契丹大小字和汉字一并行用，直到消亡。
现时契丹大字资料，尤其契丹大字金石资料已发现不少，下面将略为介绍：
除宋人王易《燕北录》所收“ 
(朕)、
(敕)、
(走)、
(马)、
(急)”五个契丹大字和一个画押外，其余都是20世纪陆续发现的金石资料。
(1)《郭律延宁墓志》：1964年辽宁省朝阳市柏树沟村出土，为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之物，现存辽宁省博物馆。计有文字24行，前18行上半部是契丹大字，下半部及后六行均为汉字，共有契丹大字271个，汉字512个。
(2)《北大王墓志》：1975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昆都苏木(乡)伊和嘎查(村)出土，是辽兴宗重熙十年(公元1041年)之物，现存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志盖上刻“北大王墓志”五个隶书汉字，志盖背面刻汉字21行510字。志文契丹大字27行785字。
辽庆陵出土《宣懿皇后哀册》篆盖(契丹小字)
3)《故太师铭石记》：1939年出土，原出土地点不详，原石下落也不明。现仅存1942年出版的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发表的三张该碑的照片。志盖上刻写汉字“故太师铭石记”六字，志文契丹大字40行，约有1
700多字，是辽兴宗重熙二十五年(公元1056年)之物。
(4)《萧孝忠墓志》：1951年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是辽道宗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之物，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志文刻契丹大字18行，每行字数不等，共540字。志盖背面有汉字12行240字(见附图)。
1951年辽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萧孝忠墓志》(契丹大字)
(5)《萧袍鲁墓志铭》：1965年辽宁省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出土，是辽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之物，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墓志刻汉文、契丹文、梵文，契丹文居中，汉文在角边，位于梵文之前，梵文在四边。契丹文15行326字。
(6)《耶律习
墓志》：1987年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山罕山出土，现存巴林左旗博物馆。志盖上篆书“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3行9字。志盖背面楷书阴刻契丹大字37行1
616字。楷书阴刻汉字26行601字。首题：“故兴复军节度副使墓志铭并序”，是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之物。
(7)《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此碑原立于赤峰市宁城县十家子村，现移至宁城县辽中京遗址白塔下。该碑正面刻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由于磨毁改刻及风化剥蚀，契丹大字部分已漫漶不清。
(8)《应历碑》：原石出土地点及下落不明。已故的贾敬颜教授在解放初期从旧书店购得一张拓片。拓片共有契丹大字16行，约390字。因纪年为“应历”[8]，故名此碑为《应历碑》。
(9)《耶律祺墓志》：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格图山南麓辽墓。据汉文墓志得知其墓主为耶律祺。该碑现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契丹大字46行2
800多字，是现存契丹大字墓志中字数最多、刻写最工整者之一。
此外还有“辽太祖墓碑残石”(现存内蒙古博物馆)，“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残石”(现存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馆)，“太付太太银匕铭文”(现存辽宁省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出土的契丹大字符牌(现存黑龙江省博物馆)和若干契丹大字的印章、摩崖题迹等。
以上所列刻石计有契丹大字8 000多，经整理后实得1 800字。如果史载契丹大字有3
000多的话不误，那末现已发现的契丹大字已占全数的2/3了。
契丹大字资料的不断增加，为契丹大字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依据。由于契丹大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像契丹小字那样拟定原字的音值，尤其没有类似明代编撰的《华夷译语》(以汉语译释蒙古语)那种工具书，解读契丹大字显得非常困难。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外学者作了不懈的努力，解读工作仍收效甚微。
1951年出土的《萧孝忠墓志》为契丹大字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等于为解开契丹大字之谜提供一把钥匙。金光平、曾毅公合撰的《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考释》一文[9]，比较了辽庆陵“哀册”[10]和《萧孝忠墓志》的两种不同文字之后指出，萧孝忠墓志上的契丹字是增损汉字笔画制成，没有拼音文字的迹象，与契丹大字制字的说法相合，所以应为契丹大字；而辽庆陵哀册的文字则是采用汉字字形制成若干音节字母，用以拼写语词，正合“依
回鹘文字字度”的说法，所以是契丹小字。他们的这一论断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接受。
阎万章的《锦西西孤山出土的契丹文墓志的研究》一文③，是契丹大字研究的开端。作者根据汉文志盖及其他材料，运用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比较研究法，对契丹大字的“大安”、“重熙”、“咸雍”等年号、年月及“木龙”、“马”、“兔”、“牛”等干支、数字作了考证。由于资料的限制，其中难免有误释之处，但却提出了契丹人的纪年法是以五行代替十干，用十二生肖代替十二支的见解。以前阎氏认为萧墓出土的契丹文字是小字，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金光平“萧墓式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的看法。阎氏还发表了《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的考释》[11]一文，对契丹大字的“墓志之铭”进行了正确的释读，进一步释读了契丹大字的“六”、“九”等数词，为解读契丹大字的其他数词和干支提供了方便。
该文证实了刘凤翥、马俊山所释的“铭曰”的契丹大字的正确性。作者还提出相当于汉文“铭”字的契丹大字，认为《故太师铭石记》和《北大王墓志》都用三个契丹字来表示，这与贾敬颜所藏拓本和《萧袍鲁墓志铭》用两个字表示者虽不同，但其末一字是相同的。如果把用两个契丹字表示的第一个字拆开而成为两个字，或者把用三个契丹字表示的前两个字合在一起，那末就完全一致了。作者的这个发现，关系到对契丹大字性质的认识问题，因为他揭示了契丹大字里也有音字的可能性。他的另一篇力作是《关于契丹大字墓志铭纪年的考释》[12]，文中重新阐述自己所主张的契丹人的天干是五行之说，修正了自己原先的一些误释，正确地释读了辽代年号“统和”。
在契丹大字研究方面，刘凤翥做了不少工作，先后发表了10多篇文章，对契丹大字的年号、干支和一些契丹语作了考释，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他在《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
乣”的读音》一文[13]中认为，“
乣”字始见于辽代，它是参照汉字的“幼”或“么”而制成的读音为“幼”的契丹大字。在辽代，这个契丹大字混入汉字，并同字形相近的固有汉字“
糺”相混淆。女真字的“ 
(iou)”字可能是仿效契丹大字“
乣”而创制的。在《契丹大字纪年考释》一文[14]中，作者验证了阎万章对年号“重熙”和代表干支的“木马”释读的正确性。正确释读了契丹大字的“蛇”字，纠正了阎氏把“蛇”误释为“兔”的错误。还对契丹大字的“四”、“大康”、“应历”、“正月”、“八”等都作了正确的释读。《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一文[15]，除解读了“仪天皇后”、“圣宗皇帝”、“万辛”、“铭曰”、“契丹”、“北大王”等契丹大字外，还首次提出“契丹大字中除了不拼音的音节文字之外，也存在拼音字……它在拼音的时候多半采用音素的形式”的看法。刘凤翥赞同金光平关于契丹大小字区别的看法，而且在他《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他》一文[16]中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误读后，初步释读了契丹大字数词“七”、“八”、“三十”、“六十”和十二生肖的“猴”，表示死亡的“薨”，年号“开泰”等词。作者刘凤翥认为，“在契丹语中，十位数字不是个位数字与十的简单相乘，而各自是一个不可分的独立的单词”。对于契丹大字的性质，刘凤翥认为，契丹大字除了表意文字之外，还有一部分表音文字。这类文字是一个声符，没有意义，须与其他文字拼成一个单词之后才有意义，例如用“尘寸丸”三个字拼成一个单词“铭”。还有一些契丹大字往往成双成对搭配在一起频频出现。这种两个或三个字拼在一起，不管它们是否按契丹大字中原字的排列方式进行排列，它们都应是拼音文字拼成的单词。这种拼音文字是音节拼音文字还是音素拼音文字尚不能确定，但由于契丹大字的总字数比一般音素文字多，因此，刘凤翥觉得说成音节拼音文字好。他还认为，契丹大字之所以出现这种既有表意文字又有拼音文字的情况，是由于契丹大字是仿照汉字创制的(汉字都是单音节的表意字)。由于契丹大字过于模仿汉字，因而把汉字的表意字的特点也吸收进去了。契丹语与汉语不同，单词往往多音节，因而记录它的表意的契丹大字也就必然是多音节。契丹大字的创制者对汉字的研究造诣很深，以多数汉字笔画繁多，难写难认，汉字的总字数也多，学习起来颇为因难，因而在创制契丹大字时尽量压缩每个字的笔画和总字数。但总字数既少，而又把每个字都限定在表意字内，那末必然不能表达丰富的语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于是不得不突破表意字的窠臼，向拼音字的方向迈出小小的一步，选出一批表音字，用两个、三个或更多的表音字拼成一个单词。但这种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混合的文字，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不得不再向拼音方向继续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契丹小字。
金永田撰的《契丹大字“耶律习
墓志”的考释》[17]，一文，在刘凤翥、阎万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大字的“辽国”、“西京之留守”、“忠良”、“于越”、“兴复军”、“副史”、“撰”、“天辅皇帝”、“天庆”等词作了考释。
额尔敦巴特尔在其新近完成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中，对现存契丹大字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共得1
800多个契丹大字，并将这些字同女真文字进行了比较，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18]。
国外学者对契丹大字的研究最有成果的是日本的
田五郎。他在《契丹隶字考——女真文字的源流》一文[19]中提出。《萧孝忠墓志》式的契丹字为契丹隶字，庆陵哀册式的契丹字为契丹缀字。他所说的隶字即大字，缀字即小字。他的看法与金光平的看法相一致。他在《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一文[20]中，首次做了为已解读的契丹大字确定音值的工作。他利用《耶律习
墓志》的汉文与契丹大字作比较，来对契丹大字的“西平王”、“王家奴”、“郎君”、“太师”、“太保”、“太尉”、“大国舅”、“乙室已”、“帐”、“公”、“萧北女”、“萧女”、“乍里”、“阿思不里”、“中哥”、“儿子”等官职、人名进行解读，并对契丹大字的一些帝后、官名、人名、数词等的读音做了构拟。他认为：契丹大字中借用的汉语词汇就是发汉语音；契丹语词汇的读音则通过史籍记录的契丹语词汇或契丹小字的读音来构拟。他选择了40个汉语借词，根据《中原音韵》制作了音韵表。
迄今为止，能够解读或者弄清词义的契丹大字词汇约有101个。而且这些词汇也仅仅限于契丹大字的干支、纪年、数词、官职名、人名等有汉文对译条件的范围内，并且只能做到辨别词义为止。至于字音的拟定，语法关系的确定，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展。而字音的拟定、语法关系的确定，有待于契丹小字的真正解读。综观契丹大字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参照墓志的汉文，再加上同女真字及契丹小字的比较，经过反复验证，方能加以确定。正如刘凤翥所说的那样：“正确解读一个契丹大字需要中外学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更要依靠新资料的出土，并在解读过程中充满了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即使是最可能正确的假说，由于得不到验证，也经常会被否定。”[21]总之，契丹大字的解读是一件异常困难的工作，今后还需中外学者继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展。
契丹大字研究成果中最有收获的是对契丹大字性质的进一步认识。契丹大字是表意表音相结合的文字，在表意字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有一定数量的表音字，例如由“
日
”三个字表示汉语的“薨”字；由“尘寸丸”三个字来拼写汉字的“铭”字[22]。契丹大字中还有用两种不同写法来表示一个词义的现象，如表示“统和”年号时就有两种写法，一个用“
”字，另一个则用“ 
”二字，前者是表意字很明显，后者则是表音性质的文字。再如《太付太太银匕》铭文中的“ 
”字表示“银匕”之义，而在其他契丹大字碑铭中该字屡有出现，很难想像此字到处只代表一个词义，而只能说明这个字还另有音字的性质。契丹语不是汉语式的孤立型语言，而是通过连缀词缀来表达语法意义的粘着型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专门的词缀文字和格助词文字，就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契丹语。文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故使用过程中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所记录语言的特点。契丹大字的初始阶段有大量的汉字毫无改变地借用进去了，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有明显减少的痕迹，同时还有音字扩展、意字减少的迹象和趋势。这些都说明契丹大字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文字体系，曾向音节拼音文字发展过，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契丹小字、汉字和女真文字所阻碍而终止。
注解：
[1]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
[2] 《辽史》卷七六《耶律鲁不古传》
[3] 《辽史》卷七五《突吕不传》。
[4]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
[5]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条。
[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7]
额尔敦巴特尔《契丹大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1995年6月，内蒙古大学印发。
[8] “应历”为辽穆宗耶律璟年号(即公元951-968年)。
[9] ③ 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0]
庆陵为辽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三座陵墓的总称，习惯上分别称作东陵、中陵、西陵。陵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的大兴安岭山麓。近代在墓中陆续发现许多汉文和契丹文的“哀册”。
[11] 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
[12] 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13] 《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
[14] 《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15] 《文物》1983年第5期。
[16] 台湾《汉学研究》第11卷第1期，1993年6月。
[17] 《考古》1991年第4期。
[18]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契丹大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1995年6月内蒙古大学印发。
[19] 《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1963年，东京。
[20] 载《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1]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六”的解读过程》，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2] 刘凤翥《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他》，载《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3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