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6世纪以前的阿拉伯文献。目前很多外国学者都认为“突厥”这个词的语义，应该根据中国史书《周书·突厥传》所载“金山(今阿尔泰山)状如兜鍪(音都谋，即防御兵刃的盔帽)，俗呼兜鍪为突厥”去理解，故这个词的来源应在中国。早期的俄国学者比丘林和英国学者巴克尔都曾把这
个词用在俄文和英文的著作中。除“突厥”应释为兜鍪外，也有一些外国学者对它另作别的解释，或认为是“人”和“创造物”之义，或认为是“威力”之义，也有把它与图腾崇拜联系起来，认为是“偶像”之义，等等[1]。
过去有人常把“突厥”(Turk)与“土耳其”(Turkey)这两个词混同，其实是有区别的。欧洲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已把“突厥”定为种族和民族名称，把“土耳其”定为国家名称，故突厥语即为指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而土耳其语则为指今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土耳其居民的语言。
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突厥是继鲜卑之后，较早创造了自己本族文字的民族。《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载：“其书字类胡。”《北齐书》卷二十《斛律羌举传》亦载：后主命“通四夷语”的代人刘世清“作突厥语”翻译《涅槃经》以赠突厥可汗。根据这些文献，我国士人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周书》及《北齐书》均成书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就已知道突厥人有自己的文字了，但古代突厥文字是何形式，直至19世纪末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古突厥文《阙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之前，国内外学者都不大清楚。
突厥文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创造并开始使用，但直到6世纪80年代初，仍常常使用粟特语和粟特文。这从1956年在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呼尼河流域布古特之西10公里处一座突厥古墓西南发现用粟特语言文字书写的突厥可汗纪功碑(现被称为《布古特碑》)可以证实(布古特在杭爱山东北麓，距可汗牙帐于都斤山不远)。该碑经近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的解读、研究和讨论，多数人认为是属于公元553—572年在位的木杆可汗和572—581年在位的佗钵可汗时期的碑铭。该碑呈长方体，三面刻写粟特文，直书29行，一面刻写婆罗谜文，横书20余行。因碑文剥蚀严重，且碑身已断成三节，故很多文字都难于阅读，但碑上方为表明突厥可汗阿史那家族图腾的母狼浮雕和碑下的龟跌座仍完整可见[2]。
由于用突厥文字写成的碑铭大多在今鄂尔浑河流域发现，而且文字的外形上(并非内容)又近似古代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Runic)文，故亦被称为鄂尔浑卢尼文[3]。又因突厥文碑铭也有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故亦被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
突厥文既不是一种纯粹的音素文字(即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元音或一个辅音)，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即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它的字母约有35个，有元音5个，半元音2个。辅音分硬性、软性和流性。每个字母各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字母与字母之间介以一个点或两个点(如·或：)。通常由右向左横写，但也有由左向右横写的。由于各地发现的碑铭和写本之间的字母符号不尽相同，同一个音也往往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因此也有人(如耿世民即其一)认为，“突厥文的字母为由38～40个符号构成，每个符号表示一个元音或一个带元音的辅音[4]。突厥文来源于阿拉伯文的草体字母，但突厥人在传入后把它改造了，因此有所发明。《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都是公元8世纪前半期建立的，从这两碑铭的内容可以看出，突厥文字发展到8世纪时，结构已相当完整，词汇也很丰富。全部碑文虽是用散文书写，但有许多部分，辞句工整，词藻佳丽，文学意味颇浓。这在上文第三章第三节已经说过了。
突厥人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在各个部落，特别是一般牧民中还不能全面普及，故“其(统治者)征发兵马、科敛杂畜，(仍然)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5]。
突厥语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语族之一。以前有人估计约有190多种突厥语，后经突厥语言学家审定，认为具有突厥语中的标准语要素的仅有20种左右。前苏联语言学家埃·捷尼舍夫认为，突厥语在类型上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一是粘着现象。即词汇形态的变化方法是不同词素之间的互相粘接，故突厥语被视为粘着语。这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即词汇本身缺少形态变化)不同；与印欧语系的屈折语(即词汇形态变化频繁)也不一样。
二是和谐规律。即每一个语音都是按一定的规则始终与词干上的读音相一致。
三是具有后置词。所谓后置词，即凡支配一定的“格”(主格、属格、宾格、位格、从格等)而位于被支配的体词之后的辅助词就叫做后置词。
四是词句中有着严格固定的词序。例如“谓语”照例在词句的末尾[6]。
近世纪以来，由于突厥语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而研究突厥语的国家和学者也愈来愈多，因此在国际上形成了一门被称为“突厥学”的专门学科。突厥学的内容虽不仅仅限定于研究突厥语言，但研究突厥语言却成为突厥学的主要对象。
研究突厥语言文字，比之研究匈奴和鲜卑的语言文字，条件要有利得多。一因突厥有自己的文字，而突厥文非但没有失传，且有不少突厥文碑铭留存至今，根据碑铭的内容，不难探索出突厥语汇中的语义。二因我国古典文献中记录下大量的突厥史事，故史书的缺漏固可赖碑铭补足，反之，碑铭中词意不明之处，亦可借助于史籍把他诠释清楚。三因当今世界上仍操突厥语的民族很多，而居住在我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青海的撒拉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裕固族，都是操突厥语族的语言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的裕固族则操蒙古语族的语言)。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突厥文碑铭的同时，往往考订碑文中的各种词汇和术语的含义，这对于了解突厥语言的语义帮助不少。现时我们已经知道，突厥语中，例如：Qaghan[7](可汗)乃最高首领之义；Qatun(可敦或可贺敦)乃可汗之妻之义；Tegin(特勤)，可汗子弟称特勤(或可称作亲王)；
ad(设，或译作“杀”)，典兵之官；Yabghu(叶护)，高级爵位之一种；
ur(啜)，高级官衔之一种；Tarqan(达干)，高级官衔之一种；buiruq(梅禄)，乃大官之义；bag(匐)，即伯克，牧主贵族之义；On
Oq(十箭)，指西突厥等等。其他词汇不再罗列。但突厥文词汇中，目前学者间意见并不一致者尚多，以下仅举两例，略作说明。
(1)K
k
turk(蓝突厥)——这个词见于《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义为青天大人，故亦有译作青突厥或苍突厥。蓝突厥属于统治阶层，它与各氏族、各部落的大小匐(伯克)及由这些大小匐担任的各级军官都是属于统治阶级。可汗、贵族和各级大小匐组成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有权决定和、战、可汗继位人选及其他重大问题。韩儒林先生在《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译释》一文[8]中说：“北突厥(即东突厥)人自称似曰苍突厥，故西人有以苍突厥称唐代漠北之突厥人者。”又，前苏联学者伯恩施坦在《6—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书中也说：突厥“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突厥语叫‘阿尔’，有时叫‘蓝突厥’(汤姆森在《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中译‘阿尔’为帝国”[9]。故蓝突厥是属于突厥的统治阶级，有人在论著中把他说成被统治阶级，那就错了。
(2)Tabgac(桃花石)——这个词最先见于公元598年突厥可汗致东罗马皇帝莫利斯(Maurice)的书信及公元732年建立的《阙特勤碑》，碑文对中国皇帝称做Tabgac
Qaghan。自中世纪以来，中亚以至东欧一带的人都称中国为“桃花石”，但其意义究竟为何，长期以来不得其解，以致成为治突厥史和突厥语者的一个谜。1944年《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载梁园东著《“桃花石”为“天子”、“桃花石汗”为“天可汗”说》一文，文中认为“桃花石”最初的意思是指中国的“天子”，及后西北诸族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即“桃花石”与“可汗”二号的合称，遂流行西北一带而保存下来，竟以“桃花石汗”为中国皇帝固有的称号了。其实，最初突厥人仅以Tabgac一字称中国[10]，及后传至中亚和东欧，学者间乃作出种种解释，或释作“大魏”(法人德基涅)，或释作“唐家”(德人夏德)，或释作“拓跋氏”(日人白鸟库吉及法人伯希和)。我国学者中也有种种解说，或作“大贺氏”(清人洪钧)，或作“敦煌”的译音(近人岑仲勉)，或认为乃“大汉”的音转(近人张星烺)。梁园东认为以上中外各说均未得其真，实即突厥文Tabgac(桃花石)一词意为“天子”，“桃花石汗”即“天可汗”也。
梁文发表之后，岑仲勉改变了他原先“桃花石即敦煌译音”的说法，于1957年另撰《桃花石之新释》一文，附入他编撰的《突厥集史》下册。岑氏赞同梁氏“最初突厥人以Tabgac称中国、然后传至中亚各地”之说，但对于“桃花石意即天子”仍不附和。岑氏认为“桃花石(Tabgac)这个词在外文方面有Tabya
、Tarya
、Twya
几种拼写法，可说大同小异；在我国古典里似应有它的相当语源，如Tarya
可相当于太岳，太岳即
允族(
音鲜)。
1945年《东方杂志》第41卷第16号载罗一之著《唐代天可汗考》一文，对于“桃花石”的解释，与梁园东的说法基本上相同。其后《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载吴志根著《关于“桃花石”》一文，文中对于中外各家的解释，赞同法人伯希和主张“桃花石乃拓跋译音”的说法。因为作者认为当突厥兴起时，首先接触的正是拓跋魏政权，因此突厥人以“拓跋”称中国是很自然的。文中最后说，尽管现时对“桃花石”的语源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它是突厥语对中国的专称，这一点中外学者都是公认的。最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又刊出周建奇著《关于“桃花石”》一文，文中认为“桃花石”一词为指中国，自18世纪法人德基涅(De
Guignes)以来，很少有人提出异议。随后文中在详细论述了伯希和所主张的“桃花石即拓跋”的说法之后说：“汉语的‘拓跋’和突厥语的‘桃花石’均出自拓跋语的涵义为‘山头’、形式类乎Tarba
之一词。这就是从‘桃花石’(＝拓跋)一词的分析中能够得出的结论。”
回纥人通用的语言是回纥语。回纥语与匈奴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故《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回纥的祖先“高车”(敕勒)，“其语(言)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祖先)匈奴(之)甥也。”那末回纥语当与匈奴语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回纥本无文字，在回纥汗国建立(公元744年)之初，使用突厥文。《磨延啜碑》就是用突厥文写成的。随着回纥社会的发展和汗国的壮大，又随着麾尼教的传入和中亚粟特商人的增多，在继续使用突厥文的基础上，开始使用粟特文，以粟特字母拼写回纥语，回纥文遂逐渐形成，于是有人就把这种用粟特字母拼写的回纥语称之为回纥文。此外，汗国时期的回纥人还使用汉文。《铁尔痕碑》、《牟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都是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写成的。回纥文是回纥后裔在改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泛的文字。目前保存下来的回鹘(回纥)文献最多的，都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1955年在今蒙古国西部乌兰浩木地方发现的属于公元6世纪的八行回鹘文碑(亦称《乌兰浩木碑》)，表明回鹘人在西迁(公元840年)前就已使用这种文字。
粟特文是记录粟特语的文字。粟特语属印欧语系，公元6世纪以前曾流行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粟特字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计有三种字体：一是佛经体；二是古叙利亚体；三是麾尼体。粟特文因字体不同，因此字母数目和音值也不一致。佛经体字母有17个，古叙利亚体字母有22个，麾尼体字母有29个。粟特文的写法，一般为自右至左横写，少数则自上而下竖写(如《乌兰浩木碑》)。在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粟特文献，是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1906年在敦煌获得的一批信件。回纥人采用了粟特文之后，把它改造成适合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回纥文，用它记录、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文献，后来又把这种文字传给了蒙古人和满族人。
据语言学家耿世民教授介绍，回纥文大约由19～23个符号组成，根据时代的早晚，字母数目有所不同。早期回纥文是横写，从右到左，后来在汉文的影响下改为竖写，换行则从左到右。回纥文字体分为刻本体(棱角突出)、写经体(笔划浑圆)和草体三种，其中以刻本体最清楚、易认，最难辨认的是草体。常用的标点符号是两个顿点(、、)或一个顿点(、)，四个点应用较少(大多表示段落)。在以麾尼教教义为内容的写本中，通常在两个点周围又加画红色圆圈(但也有例外)。
回鹘(回纥)文一直使用到14～15世纪。而在甘肃酒泉市附近发现的回鹘文木刻本《金光明经》(刻写于清康熙帝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则表明回鹘文直到17世纪在某种情况下仍继续使用。回鹘文曾对周围的民族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例如它后被在中原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1368年)及在西方咸海、里海以北钦察旧地建立的钦察汗国(1223—1480年)作为官方文字使用，而在中亚的广大地区，回鹘文一直使用到15世纪的下半期[11]。
现存用回鹘文书写的主要文献，据耿世民教授归纳，约可分为历史作品、文学作品、宗教作品及其他共四个方面。
(甲)历史作品包括：
(1)碑铭，如《乌兰浩木碑》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
(2)具有史料价值的卖身契之类的文件，如元代畏兀儿人(回鹘在元、明时称畏兀儿)斌通的卖身契即其一。
(乙)文学作品包括：
(1)民歌和挽歌，如吐鲁番的民歌集；《突厥语大词典》[12]中所收录的回鹘民歌；《金光明经》中的挽歌。
(2)史诗和剧本，如公元10世纪流传于今新疆南部回鹘人中有关回鹘祖先的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有人认为成书于11世纪的《福乐智慧》一书实际上也可算做是一部诗剧。但此书是用突厥文而不是用回鹘文书写的，故不能列入。
(3)故事、格言和谚语等。
(丙)宗教作品包括：
(1)佛教经典：如《妙法莲华经》、《阿弥陀佛经》、《金刚经》；《瑜伽师地论》、《俱舍论》[13]；《玄奘传》、《大唐西域记》等。
(2)麾尼教和景教文献。
(丁)其他方面，如《高昌译语》字书，历法、星象、占卜、医学的文献残卷等[14]。
以上所举用回鹘文书写的各种文献，除个别作品外，都不属于塞北文化的地域范围，成书年代有很多也在蒙元以后，故仅略为指出，不予详述。
注解：
[1] 前苏联埃·捷尼舍夫著《突厥语言研究导论》陈鹏译本第1-4页，译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3] 卢尼文这个学术用语最先由俄国学者梅塞施米特(1685-1747)提出，随后即被广泛沿用。
[4]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
[5] 《周书·突厥传》。
[6] 埃氏《突厥语言研究导论》陈译本第16-17页。
[7] 以下文字符号均为突厥文的拉丁字母转写。
[8] 韩氏之文载1936年11月《禹贡》第6卷第6期。
[9]
伯氏之言，见1950年12月北京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卷第8期张之毅著《游牧的封建社会》一文对伯氏之书的介绍。
[10]
林干按：“桃花石”一词较早见于中国史籍李志常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该书载：长春真人行至接近中亚的阿里马城，见“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国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11]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回鹘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
[12] 《突厥语大词典》为11世纪由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文注释突厥语的词典。
[13]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大部分，“律”部回鹘文文献未见。
[14] 以上见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回鹘族)文字和文献概述》。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