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匈奴的人种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近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对世界各民族人种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于中国塞北各游牧民族的人种，则因限于实物(出土人骨)资料很少，因此一时难于深入，因而各家的见解也颇为分歧。近20年来，我国学者潘其风、韩康信先后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研究匈奴、突厥、鲜
卑各族的种属，为学术界探索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的人种，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种属与族属不同。区别民族(或部族)要根据它的语言，经济类型，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要素；而区别各族的种属，则要根据人体特征，如头骨(颅盖骨)形态，眉弓、眉间突度，额倾斜度，鼻突高低，面宽大小，身材高矮，肤色(皮肤颜色)，发色(头发颜色)，眼色素深浅等。
本节不拟详论人种学上的各种问题，只探索塞北各族——主要是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究竟是属蒙古种还是属突厥种，以便把各族的族源族属弄清。
潘其风、韩康信二位学者在《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1]一文中，根据内蒙古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生产队所在地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进行研究，认为：(1)桃红巴拉
墓的人骨约为35～40岁的男性，
墓的人骨则为3岁左右的幼儿个体。这两具人骨显示出蒙古大人种的特征。(2)大通县出土的人骨共三具：
A为壮年男性，估计年龄35岁左右；
B为老年女性，估计年龄超过60岁；
C为老年女性，估计年龄也超过60岁。以上三具人骨都属于蒙古大人种。但潘、韩二氏又说：(1)桃红巴拉出土的人骨，
和
的骨骼均残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残失，是经过修补后才进行鉴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较多的测量和比较。(2)能够明确地确定为属于匈奴族的颅骨材料，至今发现数量很少，漠北诺颜山及其周围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无几[2]。(3)桃红巴拉出土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出土的匈奴颅骨有些相似，但头盖骨的水平直径和横径所反映的头型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4)60年代中，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胡吉尔图地方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因这具颅骨已经破损，使得头指数无法测知，但看起来好像与桃红巴拉的头型有些差异，而大通颅骨的头型也与贝加尔湖的颅骨不尽相同。
潘、韩二氏综合上述四组的颅骨材料，即(1)桃红巴拉一组，其时间约属于公元前3世纪；(2)贝加尔湖一组；(3)胡吉尔图一组，这两组的时间较晚，均约属于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后；(4)大通一组，其时间最晚，约属于公元2世纪。并引用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的推断，认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并非其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另一位人类学家高赫曼则更进一步认为外贝加尔湖的匈奴人是外来的。
此外，潘其风还在《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3]一文中说，1979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乌盟凉城县毛庆沟发掘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个体的头骨和下颌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6、女8)。这个墓地存在着两种埋葬习俗不同的墓葬：一种为南北向竖穴，死者头向北，随葬品往往只有一枚带钩；另一种为东西向竖穴，死者头向东，随葬器物具有匈奴文化的风格。潘氏认为，毛庆沟墓葬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北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上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毛庆沟的头骨绝大部分出自与匈奴文化有关的墓葬，在我国所采集到的与匈奴有关的人骨中，这是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批材料，这对于研究匈奴的体质类型有重要的价值。
潘、韩二氏为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对匈奴人种的研究用力颇勤，但因资料奇缺，且出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大集中，因而他们对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敢十分肯定(这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的表现)，而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也各有分歧。看来匈奴人是否属于蒙古人种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里须要考虑人种学材料应与文献资料的互相参证。中国史书记载，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兴起之后，不断与西汉王朝“和亲”。汉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给单于，而随从公主陪嫁的侍女也不在少数[4]。从汉初开始，中原就有不少汉人越过边塞逃往匈奴，或因战败留落在匈奴，此后还不断有人奔赴匈奴地区居住[5]。高帝刘邦时，燕王卢绾因涉嫌叛汉，亦曾率领家人及数千骑兵逃往匈奴[6]。武帝时，大将李陵因兵败，亦有2
000余士卒随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单于把他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7]。汉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上为时长达19年之久，苏武娶当地匈奴女子为妻，生子名兴国[8]。至于匈奴人因经常南下入侵，从汉初至昭帝时止的上百年间，先后把中原汉人虏入匈奴做奴隶的人口，至少也在100万以上[9]。其中年轻貌美的女奴也可能被奴隶主纳为姬妾(如汉末蔡文姬被虏后被匈奴左贤王纳为姬妾)[10]。可见匈奴人与属于蒙古大人种的汉人混杂的情况。
以上是指西汉时期的情况，东汉以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杂，数量也很可观。史载公元91年北匈奴因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失败，主力西迁，但有十余万落(“落”即户)约数十万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中去，“皆自号鲜卑”[11]，也就是与鲜卑族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通婚，所以后来出现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这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2]。
如此庞大的属于蒙古种的汉人和鲜卑人与匈奴人在血统上混杂，不能不在人种类型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匈奴的某些人骨中出现蒙古人种特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还有一个匈奴人是否也曾与羌族人混血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考大通县在青海省西宁市西北，向东北渡过大通河即可到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市。甘肃河西走廊在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以前，原为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驻牧地，后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附汉，该地区便转归汉朝所有。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通称河西四郡)进行统治，一方面用以屏卫西域，另一方面则用以防止和隔绝走廊以北的匈奴人与南山(今祁连山)一带羌族人的交通。《史记·匈奴列传》载武帝“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可见原先匈奴人与羌族人在河西走廊及其毗邻地区的交通和接触是频繁的，因而彼此间的人种混杂也就难于避免。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河西走廊已经没有匈奴人的踪迹。乃至汉末，经过中原政局的动荡，河西形势略有变更，以后走廊以北的匈奴人，复有不少经常至姑臧(今武威市)与羌族人市易货物。《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天开市交易四次)。”公元91年北匈奴主力西迁之后，河西走廊北部的匈奴人亦随同西走，姑臧羌人与匈奴人的市易自然也陷于停顿。故青海大通墓葬出土人骨的种属，究竟是为匈奴人骨，还是羌族人骨，或者是匈奴人与羌族人混种的人骨，尚不好断定。
对于匈奴人种的研究，我们除了利用人种学资料外，还可以利用考古学资料。根据考古发掘，漠北的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刺绣画[13]。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这个绣像的画中人就是墓主，是个匈奴人。由于蒙古人没有胡须，故一般学者认为这个绣像的主人不会是属于蒙古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像的眼珠虽绣成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这就对于解决匈奴人属于突厥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因为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就是蓝眼多须，而这个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人绣像，正是蓝眼珠和有浓密的胡须。还有，这个绣像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这与《汉书》卷六八《金日
传》所说“日
(音觅低)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严肃、威严)”，完全一致。金日
是匈奴人，《传》载：“金日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第140号匈奴墓葬出土的匈奴“透雕铜饰”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西周墓葬，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墓(第140号墓)。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截至1957年为止，这是我国境内发掘出的惟一的一座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的使臣或使臣的随员；出土的大多是匈奴的物品。墓内随葬物有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14]特别值得注意。透雕的花纹是：两侧各有一棵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骡子，都有辔鞍；中间有二人，高鼻，长发，穿绑腿裤；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见附图)。高鼻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这两块铜透雕中的匈奴人既然也是高鼻，那末对于判别匈奴人属于突厥种，也增添了一种物证。
可是主张匈奴人属蒙古种的策·道尔吉苏荣对于上述那幅匈奴人像刺绣画别有异论。他说：用蓝线绣瞳孔，无非是为了和黑眼珠区别开，是为了使目光显得威严、锐利一些；至于上唇胡须虽然浓密，但下唇却没有胡须；蒙古人胡须少是事实，但也不能说蒙古人全没有胡须，而胡须和欧洲人一般多的，在蒙古人中也不在少数，因此根据胡须去断定那幅刺绣画上的匈奴人不属于蒙古种，不像现时的蒙古人，论据也未必充分[15]。另一位蒙古学者纳·义喜扎木苏还说，突厥人是披发(即留长头发并把它散开)，而匈奴人则和蒙古人一样，却是短头发的，即长到几分后就剃一次，不让它长得过长[16]。然而上举刺绣画中的匈奴人恰恰就是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中的那两个匈奴人也披长发，而不是剃短发的。如果按照纳氏的说法——蒙古人是短发，突厥人才是披发，那么他正好自我证明匈奴人属突厥种而不属蒙古种[17]。
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是一座大型的贵族墓葬。它的封丘为四方形，南部高1.41米，北部高0.4米。木棺埋在6.35米深处。墓南有长18米、宽约5～6米的墓道。墓道上和木棺内外，随葬品很多，包括许多丝织品和毛织品残片及大块缎子残片。这些缎子大概是用来覆盖或包缠棺木的。棺木周围有85片带花纹或不带花纹的大大小小的金箔，有的上面还有为了穿线而设的小孔，大概是用来镶在死者的衣服上或镶在覆盖棺木的缎子上的。还有1个大琥珀球和6个小琥珀球，可能是死者脖颈上的装饰品。此外还有许多铜器和陶器。这个墓还出土了汉式的铜镜和漆碗(羽觞)，道尔吉苏荣认为这是公元1世纪即东汉时期的产物[18]。
从这个墓葬的规模宏大和随葬品之多，可见墓主并非匈奴的牧民百姓，而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物。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匈奴最高统领中心——单于庭的辖境。该山周围有大群的匈奴墓葬，但很少发现墓主的人像画。足见这个墓主如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单于，最低也是一个位列诸王的显赫贵族。故这个墓出土的人像刺绣画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加之与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的人物形象及《汉书·金日
传》互相印证，其证据较之人种学材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9]。
以上是叙述出自匈奴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大漠南北所发现的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材料。至于匈奴强盛时其势力所及的天山一带及公元91年西迁后在中亚地区停留期间的人种学材料，外国学者也有发现。
我国学者韩康信在《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20]一文中，介绍前苏联学者A.H.伯恩斯坦于40年代在天山和葱岭—阿莱地区的洞室墓发现了3个男性和6个女性的人头骨，据说是北匈奴人的人头骨。随后另一位学者金兹布尔格又发现了7个男性和3个女性的头骨(共19个头骨)，据说也是北匈奴的。这些洞室墓被定为属于公元1—4世纪。金氏对上述19个人头骨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天山匈奴的男性头骨属于欧洲人种类型，同时具有某些蒙古人种的特点；天山匈奴的女性头骨则有较为微弱的蒙古人种混血的性质。
30年代，伯恩斯坦在中亚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卡达孔巴的古墓发掘中，亦曾发现20多具被认为是北匈奴人的人骨，经金兹布尔格对这20多具人骨作了个体形态的观察之后，认为“这些头骨的形态比较特殊，这个组中的蒙古人种头骨既不接近中央亚洲类型，也不与现在分布该地区的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既不接近通古斯—满洲类型，也不与华北人和西藏人接近。在面部形态结构上，它们比较接近从新疆来到中亚的突厥人”[21]。
匈奴人兴起于塞北的漠南，其后长期活动在大漠南北，并征服了不少种族不同的氏族和部落，而天山一带和中亚地区更多属于突厥种的各族人民，匈奴与他们接触或通婚，自然会发生混血。正如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论述西迁后匈奴人的种族成分时所说：
“匈奴人因为曾经久居远东，且常和中国人及其他的蒙古利亚种人通婚，故极可能在他们的血管中渗有颇多的蒙古利亚种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罗马人对他们的外貌感到惊异，可是他们决不是纯血的蒙古利亚人。即使匈奴人仍居于蒙古利亚境内时，已因与印度欧罗巴种的阿兰那人及各种芬乌格里安人民杂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亚种因素趋于减少而不增多。这一主张，更因在匈牙利及欧洲其他各处匈奴古墓中发掘所得的人骨而获得证实。从这些骨骼加以判断，可知公元第四世纪及第五世纪时侵入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带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亚血统不过是若干重要因素之一而已。”[22]
Otto敏岑海尔芬也说：
“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遗留下的材料太少，不能在匈奴游牧部落中确定各个种族的关系。此外，大多数的头盖骨都是从一般下层牧民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匈奴贵族的尸体很多都被毁坏了。有些“欧蒙型”(即欧洲型与蒙古型的混合型)的头盖骨可能是阿兰人的[23]。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玛利亚人中，有的是南西伯利亚型的。其余在Vienna-Cimmezing坟墓中发现的一具男尸虽被认为是匈奴人，其实也是混血人种。”[24]
最后附带谈一谈我国考古学者朱泓在《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文中把匈奴人种归入蒙古大人种的类型，这一点与潘其风、韩康信二位的主张大体上相仿。只是认为：“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可能属于林胡的遗存，而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则可能与楼烦有关。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25]。如果这两个“可能”能够证实，那末桃红巴拉等地墓葬的人种就不是匈奴人的人骨，而是属于被赵国和被匈奴征服和吸收的附属部落(林胡、楼烦)的人骨。匈奴附属部落的人骨并不能代表、尤其不能等同于匈奴的人骨。
此外，文中还把北匈奴的人种与南匈奴的人种分开，认为二者在“种系构成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来源。……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这就是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种渊源的不同。
这个说法须要商榷，因为：
(1)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的原因，主要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单于”这个位置的最高权力。其时匈奴北部(漠北)连年发生天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驻牧于匈奴南边管领八部之众的右奥閚日逐王比(名“比”)乘机归附汉朝，自立为单于(南单于)，建立南单于庭于汉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与漠北的蒲奴单于对立。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
(2)匈奴分裂的潜在政治因素由来已久。同上《传》载，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单于舆(名“舆”)死，比因不得继位为单于，口出怨言，“内怀猜惧，庭会稀阔(不常参加单于庭的最高会议)。蒲奴单于欲杀右奥閚日逐王比，这就迫使比不得不背离蒲奴单于而独立。可见匈奴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种族上的原因。
(3)匈奴是一个包括众多不同民族成分或种族成分的部落的部族。研究匈奴的人种，应以匈奴族的核心氏族——挛閛氏[26](历代单于所从出的氏族)的人骨为代表，才具有典型意义。其他与挛閛氏血缘亲近并互相通婚的氏族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的人骨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但与挛閛氏等无血缘关系的附属部落或被役属部落的人骨则没有代表性。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方面注意不够，似应重新审定哪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是属于匈奴核心氏族的人骨，而哪些不是，才能正确地解决匈奴的人种问题。南单于和北单于的氏族谱系证明，他们都是冒顿单于的子孙，都是属于挛閛氏的族系。故他们的分裂仅为政治上的分裂，并非种族上的变异，故与种族来源无关。因此主张因种族来源差异而最终导致匈奴分裂的说法，似乎有必要再多搜集一些确凿可信的资料，以便作进一步的探索。
注解：
[1] 载《考古》1984年第4期。
[2]
林干按：诺颜山第5号匈奴墓曾出土了一个完整的人头骨，这是从人种学上研究匈奴种族的难得、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是出自匈奴人长期活动的中心地区(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单于庭辖境)。但据说这个人头骨在讨论过程中，由于保管不慎，在蒙古中央博物馆被弄碎了。此说见乌兰巴托1961年用新蒙文出版的策·道尔吉苏荣著《北匈奴》一书第一章和第五章。
[3] 载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4] 《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及卷一一《匈奴列传》。
[5]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载，元帝时“习边事”的大臣郎中(官号)侯应(人名)上书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逃往匈奴)，从其亲戚。……又边人(边郡汉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很多人想逃往匈奴，只是碍于边塞防守严密，难于越境)。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出塞，则不可制。”此外，《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由汪贵海撰写的题为《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一文，亦可参考。
[6] 《史记》卷九三《卢绾列传》。
[7] 《汉书》卷五四《李广附李陵传》。
[8] 《汉书》卷五四《苏建附苏武传》。
[9] 林干著《匈奴通史》(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14页对匈奴俘虏汉人数目的统计。
[10] 《后汉书》卷八四《董祀妻传》
[11] 《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
[12]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载：“北人(北方人)谓胡父(匈奴父)鲜卑母为铁弗。”
[13] 见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一书第一章“北匈奴的坟墓”，1961年乌兰巴托出版。原文为新蒙文。
[14]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第138-140页。
[15] 策氏《北匈奴》一书第一章“北匈奴的坟墓”。
[16]
纳氏《匈奴之起源及其社会制度》一文，载1956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的《科学院学术研究的成就》第1期，原文为新蒙文。
[17]
《后汉书·鲜卑传》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惟婚姻先髡发(剪去头发，即不留头发，不披发，髡音坤)，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
毕，然后配合(嫁女或娶妇)。”可见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是剃短发的，属于突厥种的匈奴人才是披长发的。
[18] 《北匈奴》第一章。
[19]
奥地利学者鄂图·敏岑海尔芬(Otto.J.Maenchen-Helfen)在他著的《匈奴人的世界》第八章《后裔》(种族)中说：“古人类学方面的发现，仅能使死者的身体外形部分复原，却无法知道他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也无法知道他的嘴唇和眼睫的形状以及皮下的类型。”他还说：“不知为什么，苏联的古人类学家几乎都对死者的头盖骨特别感兴趣。其实，身高对于种族鉴别也很重要。”敏氏此书，1973年由英国伦敦加利福利亚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原文为英文。
[20] 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
[21] 以上韩氏转述前苏联学者的论点，均注有出处，此处因文繁不俱引。
[22] 麦氏《中亚古国史》章巽译本第六章“侵入欧洲的匈奴人”，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9页。
[23]
按北匈奴在公元91年西迁后，于公元374年击灭居于今顿河以东的阿兰聊人(阿兰人)，许多阿兰人臣服于匈奴，并随同匈奴人入侵欧洲。
[24] 敏氏《匈奴人的世界》第八章《后裔》(种族)。
[25]
林干按：据文献记载，林胡、楼烦二族早在商朝初年便已出现，春秋时活动在晋北(今山西省北部)，后移至赵国北边。赵武灵王(公元前349—325年在位)时曾把它们击破。赵孝成王(前265-244年在位)时，北边大将李牧降服了林胡(见《史记》卷八一附李牧列传》)，从此林胡之名便消失了。楼烦在战国后期仍活动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匈奴在阴山一带兴起后，占领了“河南地”(即鄂尔多斯地区)，楼烦遂臣服于匈奴(见《史记·匈奴列传》)。故“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之说，于史未见。
[26] 《汉书·匈奴传》载：“单于姓挛閛氏”(挛音孪，閛音低)。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