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欧亚大陆古代有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的先民，各自创造了灿烂的古文化而闻名于世，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欧亚大陆还有东西贯通的广阔的大草原，这里自古就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纵横驰骋的大舞台，而且越是靠近农耕民族文明中心的游牧部族，
越是较快、较早地跨入文明的门槛，这些游牧部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我国的北方草原地区正处在欧亚大陆草原的东端，而且邻近古老的文明中心——黄河流域，这里也是自古以来就有诸多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往返迁徙、交错杂处之地。在西起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东到鸭绿江畔的广大的北方地区，也就是我国北部长城地带以北的地区，这里的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历史上除了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外，主要的是各自都有自己创造的独特的文化。这些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由于有相类似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生活，同时也由于游牧的流动带来频繁的交往和互相交流，因而在文化面貌上虽然各自具有特点，但是也有颇多相似之处。从相当中原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品类复杂、独具草原风格的青铜器群，它们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明显的区别，这些青铜器是我国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草原游牧文化。由于这一文化在许多方面又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其他文化有相似之处，因而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这一草原游牧文化也必然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有的学者将这一文化的青铜器统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而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或称之为“中国北方青铜器”。后两种命名大致一样，也较科学。塞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具有草原游牧风格的青铜器，都是中国北方青铜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分布在我国广大北方地区的中国北方青铜器，在器物种类、器形、纹饰等方面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当属不同的古代文化。然而在广阔的草原地带及其邻近地区，在古代也存在复杂多样的古代文化，只是因为游牧人骑马纵横驰骋，使得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交融比别的地区迅速而突出，所以我国北方地区多种考古学文化中的青铜器具有较多的共性，由此可见，我国北方青铜器是多源而又多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些草原青铜文化，不仅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关系密切，而且与欧亚大陆大草原地带的其他青铜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关于我国北方青铜器，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分类、分系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特点突出的短兵器青铜短剑以及具有浓郁草原风格的各种动物纹饰等进行了分布、分类、演变等系统的研究，研究工作已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研究工作中学术界也有分歧意见。经过不断的考古发现，我国北方青铜器的多源、多支的复杂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北方青铜器大体可分为西北系、北方系和东北系三大区域(或分西、中、东三大群)。塞北地区不论是鄂尔多斯地区还是赤峰地区，均属北方系(中群)。虽然两个地区同属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北方系，但是两个地区的青铜器也有一些差异，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虽然它们都是游牧、半游牧部族的草原游牧文化，但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却是不相同的。
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相当中原商周后期，不仅分布在我国长城沿线及其以北的草原地带，南面已达中原渭河流域和河南北部的殷墟及先周文化的范围内，东面分布到辽东沿海，北面和西面远远超出我国现在的国界，北面到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以及蒙古等地，都有中国北方青铜器，西面在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到黑海沿岸都发现有中国北方青铜器，在伊朗高原的古代青铜器中，也有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标本。为此，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种种关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北来说”、“西来说”。在前面介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时，我们已经以朱开沟文化遗址发现青铜器的事实指出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从塞北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青铜器以及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出现大量中国北方青铜器来看，也充分说明这些“北来说”、“西来说”是错误的。根据考古资料，1980年在河南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这是属于我国北方系的早期青铜器，这样，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上限就可以推到二里头文化时代[1]，即相当中原商代早期，由此推定我国北方青铜器的出现不晚于商代早期。再说，我国北方青铜器中的曲柄匕道式短剑及其他古老式的北方青铜器等，与毗邻的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确实很相似，而且这些地区还发现类似我国北方地区的三足陶器，说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自古就与我国北方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在距离稍远的米奴辛斯盆地卡拉苏克文化中，仅有一部分青铜器与我国北方青铜器类似，而且这种相似只表现在个别器物方面，这说明我国北方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的相似程度呈逐渐递减的趋势[2]。因此，我国北方青铜器应当是在我国北方以及我国现在国境以外的很大一片地域内独立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北方青铜器的中心区和发源地是我国北方，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诸多游牧、半游牧部族创造的草原游牧文化。内蒙古的赤峰境内和鄂尔多斯地区等地，都是我国北方青铜文化出现较早的地区，是很重要的中心地区之一。塞北地区古代游牧、半游牧部族创造的草原游牧文化，不仅为我国古代青铜文明增添了异彩，而且为缔造我们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也做出了贡献。
我国塞北内蒙古地区，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在青铜器时代，也不论是在东南部地区，还是在中南部地区，各时代各种考古学文化的实物资料充分说明了内蒙古地区自古就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某些方面的考古资料说明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超的水平，甚至高于中原地区的发展。例如红山文化晚期出现大型祭坛遗址、女神庙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积石冢等，放射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打下了浓厚的底色。但所有的中华古代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且文化的发展是能动的，在中华大地各古代文化之间总是相互交流、交融的。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我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而中国史前文化又是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一天之内形成的，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中华大地各种古代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发生裂变，各种古代文化之间交流撞击，产生文明的火花，然后经过文化之间的交流，多种文化融合，又产生文明的火花，这是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三种形式[3]。以红山文化为例，它在发展中不断裂变，向高度发展。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的产生，包括红山玉龙的出现，这文明的火花就是以玫瑰花为标志的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北方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两种文化传统撞击而产生的火花放射出的第一道文明的曙光。内蒙古的古代史前时期的文化确实有着几次的高度发展，但中华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是连绵不断、丰富多彩的，是由于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汇聚、融合才产生了的中华文明。从内蒙古东南部史前文化可以看出，由于气候变冷，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因而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均是由北向南推进。当中华文明萌芽的重心转移到中原晋南时，在晋南又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古文化再次撞击、组合，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史前不同文化的先民通过不断的组合、重组，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大海，才逐步形成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4]，这说明中华各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时期以及青铜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是中华古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上，北方各族与中原华夏族的联系最密切，其中有的氏族或部族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而有的氏族或部族则继续活动在中国北方地区，还相继建立过大小不同的政权。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凡是曾经称雄于中国北方大草原、远近闻名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凡是曾经统一全国或统一部分中国并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如鲜卑、契丹、蒙古等，他们的兴起或活动都离不开内蒙古地区，因此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青铜器时代，也不论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是在秦统一全国及其以后分分合合的各个朝代，塞北内蒙古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地区，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均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注解：
[1] 林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3]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4] 苏秉琪《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载《考古》1991年第12期。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