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东南部的赤峰地区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一文化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塞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又一次高度发展，与中国中原地区一样，不仅进入了青铜文明时期，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原早期青铜文化还先进，这是塞北古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次贡献。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
1960
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药王庙和夏家店两处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夏家店下层遗址中分辨出一种具有明显特征的青铜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1]，其年代晚于本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早于本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相当中原地区夏代和商代早期，不晚于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根据考古资料，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较广，东到辽宁省境内，南抵京、津、唐地区，西至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其北界大体在西拉木伦河一带，但遗址分布以塞北赤峰地区最为密集。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调查了一些重要的墓葬和遗址，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提供了许多资料，尤其是近年来又发掘、调查了一些遗址，而且还系统地调查了赤峰阴河中下游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情况，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许多宝贵资料，更加证实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具备相当成熟的文明时代特征的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手制的，少数在器口、底部有轮制痕迹。实用的陶器多青灰色，火候较高，器表多饰绳纹，少数磨光陶器上还残存未抹平的绳纹痕迹。墓葬中作为明器随葬的陶器，则多为火候低，胎呈红色，表面黑色磨光或用红白两色矿物颜料绘图案花纹的彩绘陶器。陶器群有尊、鬲、飌、盆、罐、鼎、盘、豆、鬹、爵等，其中盘、豆以及酒器鬹、爵发现较少。陶器中的深腹筒状鬲、细腰肥袋足飌以及折腹尊，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器形(图14)。
图14 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陶器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还是石器，有打制的石锄和石铲，有磨制的石刀以及数量不多的细石器刮削器等。此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骨器，其中尤以骨锥和骨镞最多。在遗址的堆积中，常发现有猪、狗、羊、牛和鹿科动物的骨骼，其中尤以猪骨较多，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驯养的动物是较多的，而猪骨多说明这时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在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青铜器，但多是小型的工具或装饰品，出土数量不多，如赤峰市夏家店下层发现铜屑，赤峰市四分地遗址出土铸铜的小铜范，赤峰市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小铜刀，以及其他遗址还出土有铜耳环、铜镞等。铜刀与铜镞形制与商代一样，而铜耳环则不见于商文化，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有青铜器。从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出土的小型青铜铸件来看，是用两块外范、一块内范铸成，为表面凸起有纹饰的器件，说明这时人们早已脱离使用金属的最初阶段，而是较好地掌握了制造青铜铸件的技术。从赤峰地区陆续不断发现的窖藏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型青铜铸件来看，这些大型青铜器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自60年代以来，赤峰市郊区以及克什克腾旗都出土过弦纹铜飌，1981年至1983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先后出土4件大型青铜器，为1件铜飌和3件铜鼎。这些大型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一般都比较原始，特别明显的是内外范的定位方法使用原始的柱状物来固定，因此器物上都留下了补铸的洞孔，这与黄河流域的商代截然不同。同时，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相同或有明显的联系，说明这些大型青铜器是在这里和这个时期制造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了卜骨，特点是用牛、鹿等动物的肩胛骨或较厚的长骨做成长条形，都是先钻好圆穴的钻，然后在钻内灼灸占卜，这与这个地区年代较早的富河文化以及年代较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卜骨都不相同，它们的卜骨都是有灼而无钻、凿。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很广泛，内蒙古、辽宁、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区也都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因而学术界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分期、类型、源流和族属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课题。许多问题仍在研究之中，有几位专家学者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按水系划分为两大区，即指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辽西沿海诸河流域地区的西辽河水系区和指永定河以北，包括潮白、蓟运河系在内的海河水系地区的海河水系区，认为这两大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两大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在商代晚期，分别被“魏营子类型”和“张家园(围场)上层文化”这两种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新的考古学文化所取代[2]。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同时期周边其他文化之间也互相产生影响，虽然它自身鲜明的文化特点突出，然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包含了如高台山类型以及二里头文化等因素，反映在社会发展中文化间的碰撞、交融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促使夏家店下层文化得到很大发展。
从目前材料来看，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最能反映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面貌，尤其是大甸子墓葬丰富的资料，较全面地反映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面貌、埋葬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情况，是目前难得的资料。
考古工作者于1974年对赤峰市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试掘，清理发掘了57座墓葬，是年试掘简报发表后[3]，立即引起考古、历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1976—1983年又经过两个阶段的发掘工作，累计共发掘遗址面积220平方米和发掘清理墓葬804座。大批的田野考古资料，经过考古工作者认真的分析、研究、论证，将原始田野考古资料积累和理论建设推向高层次的研究，而且这项研究曾列入我国“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现已正式出版了颇具特色的田野考古专题研究成果《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4]。书中全面介绍了大甸子这一处有夯土围墙和壕沟围绕的居住遗址以及有804座墓葬的完整墓地，反映了距今约3
600年左右(相当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时，在塞北赤峰地区一个社会组织严密、内部等级差别明显、文化特征鲜明，连绵不断达几百年，并且高度发展的社群的历史。
大甸子遗址与墓地都在大甸子村东南。村东南一片高出周围地表2米的台地是居住遗址，台地形似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不及200米，台地西、北两侧是水土流失形成的沟崖，东、西两侧边缘是陡坡。经探测得知，台地东、南两侧边缘的耕土下有一条夯土围墙，围墙以外是已经填平的壕沟，壕沟以外即是大甸子墓地。在台地南侧边缘有段剥露出的夯土围墙中露出有一个豁口，豁口两侧有用自然石块垒砌的壁面，其形状与赤峰地区多次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砌建筑相似，经发掘，明确这里是底宽2.25米的门道，门道中央有一道宽1.25米用碎石块铺砌的路面，这条路面一直延伸至围墙外坡下，长2.8米，表明进入围墙以内须经坡度很大的通道。经过在遗址三个地点的发掘，根据遗址堆积中的器物形态分析，可分为二期，这二期在时间上是衔接的，明确了这个有夯土围墙的村砦遗址与围墙外的墓葬是同时期，均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经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相当公元前1
600年左右。因遗址发掘量小，故遗迹与遗物无法描述这个村砦的生活面貌，而墓地的大量资料却反映了这个村砦的社会倒影。
大甸子墓地靠近遗址东北侧，墓地的西、西南与遗址夯土围墙外的壕沟相邻，墓地地表的最高处在北端，较遗址最高处低约4米，墓地坡度不大，自北向南逐渐低洼。墓地的分布明显为三大区，即北、中、南三大区，这是村砦中各家族间的差别的反映。在各大区中，根据随葬物又分为若干小区。整个墓地墓圹分布相当密集，墓圹方向大致相同，纵横之间的间隔也较均匀，没有打破或重叠的现象，而是依一定顺序规格井然有序地埋葬，说明这样密集排列有序的墓地当初是有管理的，地表上有标志，是经过不间断埋葬过程才形成的。根据随葬物以及对葬具碳十四测定，墓地分为两期，年代跨度约有150年共存期，但墓地的两期之间无间隔，两期的随葬物在形态上差别不大。墓地的两期与遗址的两期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后，相对稳定发展时的遗存。
墓葬皆头向西北，男、女成人是单人一次葬，未成年人及婴幼儿葬在成人墓地，与成人同埋在一处族墓地之内。成人墓大都有随葬陶器置于脚端或脚端的壁龛中。常见的是每座墓随葬2至3件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的陶器，一般是鬲、罐各1件，或加1件小罐或小壶、鼎等。随葬时常是鬲覆盖在罐上为一组，而有的墓内随葬两组或三组，随葬陶器越多的墓越少。由此可见随葬陶器的种类与数量，这时明显出现一般成员已有常规，并且同一茔域中有少数成员的随葬多于常规，而且这种差别呈级差反映，说明这是有等级差的“礼”制。这种礼遇之差别也表现在茔域之间，随葬两组和两组以上陶器的墓多在北区和中区个别小茔域中。不仅随葬陶器的数量有差别，而且各陶器的类、型配伍也各有特点，如陶鬲以整体的制作形态不同，分为A、B、C三型。北区A型鬲最多，是以A型鬲为主的区域。中区仅一小区随葬陶鬲为A型为主，其他中区和南区均以B型和C型鬲为主。鬲是中国独有的陶器，分布范围很广，延续时间很长，可算是中国文化的“标准化石”。大甸子墓地中的A、B、C三型鬲，代表着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加上各区墓地分布的疏密不同，显出相对集中的若干群。随葬品也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别，男性多随葬石(玉)斧、钺，而女性则随葬纺轮。大甸子墓葬中出土400多件特征鲜明的彩绘陶器，分别出自200多座墓葬中。这些彩绘陶器都是以黑灰色陶器表面为底色，绘以白、红两色花纹。施彩绘的器类有各种鬲、罐、鼎、壶、尊、簋等。随葬陶器多的墓葬中大都有彩绘陶器，墓葬中最多的达10件彩绘陶器。彩绘的精细与粗劣差别很大，礼遇隆重的墓中不出拙劣的彩绘陶器。彩绘主要纹饰均绘在器物的腹部，唇沿、颈、下腹以及足部均为较窄的辅助纹饰。凡是画工精细、器物的彩绘主要中心画面有似动物面目图案中有“目”纹或对称“目”纹的彩陶器，多出在北区，在中区仅有3座墓中出现，南区没有。随葬品中有许多贝和蚌壳仿制贝，有的置于龛内器物之间，有的佩带在颈间、腰际或作头饰，还有5座墓中是用百枚以上的贝缝缀在衣襟下摆上作装饰，其中有2座墓在北区墓地。随葬贝的用途三个区的墓地都是一样的，但在北区只有1座墓中出土一枚蚌壳仿制的贝，其余均为真贝，而中区和南区的墓地，只在1座墓中见到一枚真贝，其余的均是仿制贝。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的价值观念对贝与仿制贝是有区别的。随葬品中还有少量的酒器出自13座墓葬中，其中有12座墓葬就在北区。以上说明北区是大甸子墓地中既富且贵的一区。大甸子墓地的随葬礼遇差别，不仅存在同一茔域中的每座墓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茔域之间。然而，不论是不同茔域之间，还是同一茔域之中族内个人之间的礼遇差别，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差别反映。在大甸子三个不同的家族墓地中，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但是他们仍然各自依序埋葬在同一族的墓地中[5]。大甸子墓地是揭露较完整的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地，它明显地反映了大甸子这处村砦的社会情况，也反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社会情况，同时对研究早期青铜时代的工艺技术、世族、礼制等方面，有许多启迪，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解：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2期。
[2]
张忠培、孔哲生、张文军、陈雍《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第2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5]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载《考古》1992年第4期。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