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80年代初，中国的考古学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无论从上下所跨时代还是从所涉及中国古代史有关问题的广度来说，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到80年代初，距今7 000至4 000年的文化遗存在全国就发现7 000余处，其中有数十种已被命名为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有的可看出有承继关系的，而有的尚不清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发展，与其文化的差异、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与族称的关系等等许多重大课题均提到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提出，中国考古学应建立和完善区系类型，要求各地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他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有关区、系类型的课题必将会出现突破并取得重要的成果[1]。这是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转折点。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是作为学科的目标、学术思想和方法论提出的，目的是用考古学从理论上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这三个重大课题做出贡献。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根据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围绕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这三个大课题，在史前文化范围内，从理论到实践，努力寻求突破性成果。此时，中国北方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新的考古重大发现，学术界的目光不得不从中原转向塞北的红山文化。
80年代红山文化为何会引起考古界的备加关注呢?1986年《人民画报》第8期刊登了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们于1971年造林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意外发现的大型碧玉雕卷龙彩色照片。中国龙首先发现在中国北方红山文化遗址的消息震动中外。接着，1979年至1982年，在红山文化分布区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处南北轴线，方圆对称，中心、主次分明，由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布局的红山文化大型祭坛遗址[2]。这个重大考古发现再次令学者震惊。紧接着，1983年至1985年，又在距东山嘴50里的辽宁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掘出“女神庙”的大型遗址和环庙分布的6个积石冢群[3]。这个重大发现，使学者们感到红山文化这种庙、坛、冢三合一的布局与中国明清时代北京的太庙、天坛及皇家陵园太相似了，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红山文化的这些重大发现，引起人们的深思，促使史学界、考古学界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新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一千多年”，“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等[4]。也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尽管意见有分歧，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红山文化的新发现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格外关注。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地位，而且是关系到中华古文明的起源的重大课题。这时，苏秉琦教授再次提出对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的研究必是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课题[5]。从此，考古学界围绕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对红山文化以及“红山诸文化”开展了调查、发掘以及研究工作。目前，考古学界对红山文化和红山诸文化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到广度，还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提高，不仅起点高、水平高，而且取得的成就也很大，使人们从红山文化的雕龙、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遗物、遗迹中，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下面，将塞北地区红山文化等情况作些介绍。
注解：
[1]参看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
[2]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8期。
[4]《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载《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头版)；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载《人民画报》1986年第8期)。
[5]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载《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和《文物》198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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