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庙是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核心建筑，面积不大，只不过200多平方米，而且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址的原型，有近1米深的地下部分。但是，庙的结构却很复
杂，有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等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后对应，并讲究对称，这是按特定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布局，已是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形。在女神庙中，出土了堆积满室的泥塑神像残块以及猪龙头蹄、大型禽爪等动物塑像残块和其他陶、石等祭器。特别是女神像，出土时虽然断头残肢，多为碎块堆积满室，但是经过拼合修复，女神泥塑雕像极为逼真，艺术价值很高。已经发现的泥塑人像残块大约分属五六个个体，体形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有的曲肘握拳，有的张臂伸手，多姿多彩，栩栩如生。其中在主室偏西一侧发现的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大小与现在人相当，从伴出的其他残塑件判断，这尊头像当属一个全身人的头像。在女神庙主室中心部位，还出土有相当于现在真人器官三倍的大鼻、大耳，这可能是一尊更大的女神塑像，当是这个神殿的主神。这些大小不等的女神像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神化了的祖先形象，并按主次成为他们祭祀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牛河梁女神庙是发达的多神、主神为表现形式的祖先崇拜。根据标本测定，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的年代为距今5
000年左右，遗存延续有500年左右，相当于红山文化后期。牛河梁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高峰，它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
(四)红山文化在中华史前文化中的地位
在中华史前文化中关于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一直是史学界、考古学界等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以及东山嘴祭祀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发掘以来，这些红山文化的重大新发现，使学术界围绕着红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争议。多数专家学者赞同红山文化的这些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
000多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新曙光”[29]。认为东山嘴祭祀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的发现，“说明我国早在5
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30]。但是，也有些专家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在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50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因此“尚难于全面衡量它的社会结构”，提出“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故不同意“文明的曙光”的提法[31]。还有人认为要弄清文明的诸因素和文明时代概念，并否认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未肯定红山文化含有文明起源的因素[32]，等等。看来专家学者们对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的标志以及对文明诸因素的理解并不一致。
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文明诸因素的产生，与文明已经形成，也就是进入文明时代，是前后衔接而性质不同的两个时期。之所以提出“文明的曙光”是讲红山文化已经有文明诸因素的发生，而并非说红山文化时期文明诸因素已经形成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曙光的出现并不等于太阳的升起。这时红山文化虽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它即将发生质的变化而进入文明时代。文明社会不是突发式产生的，它的产生依赖于原始社会中文明诸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当文明诸因素发展到居于主导地位时，历史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我们赞同前面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的看法。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明的要素有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这似乎是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各方面学者所公认。但是，由于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原因，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非整齐划一的，文明的发展也不是一种模式，往往在此处成为文明标志条件的，而在他处并不作为文明标志条件。例如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族马雅人创造的马雅文明，却是建立在石器生产的基础上，马雅人使用金属器是在马雅古典时期才开始的，可是因为马雅人的建筑工程却已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度水平，马雅文明的天文、数学、历法、文字、祭祀遗址等等情况，均反映马雅人已经进入古代世界的初期奴隶制国家，所以学术界公认其它是马雅文明[33]。再如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公认的，而古埃及的城市却出现在其他文明因素形成之后。这些均说明世界各国、各地文明的发展的确不是一种模式，而是要根据各国、各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以及文化等种种具体情况来看。但归根到底，历史进入文明的标志，主要是地域联系取代了血缘联系，公共权力机关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出现。这是众多的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红山文化晚期，正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从红山文化遗存情况来看，即使是红山文化晚期，也确实属于原始社会范畴。红山文化中文明诸因素发展的考古实例，不仅关系到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红山诸文化原始文明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国家的起源问题以及红山文化和红山诸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
学术界公认，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再到红山文化，均属一个大文化范畴。在这个大文化的发展中，虽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文化的主流却具有自身的特点，代表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文化。考古发现证实，兴隆洼文化时期，这个地区即已有大规模的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也较先进，而且在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中就发现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玉器。到赵宝沟文化时，大量的石耜发现，说明赵宝沟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很进步，赵宝沟文化先民们已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而且，在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中出土的尊形器上，有着中华最早的龙形象出现。西辽河流域这些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磁山、老官台等文化同时并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已是一种先进的文化遗存。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在西辽河流域，今后也可能发现早于距今8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红山玉器的制作规范化、专门化程度很高，使用等级也很严格，玉器的造型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的思想意识，有的纹饰与商代玉器接近，这些都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能具有的，这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产物，红山玉器已是礼仪重器，为中华后世礼制打下了浓重的底色。特别是红山玉龙，它的直接源头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华兴龙之地当属红山文化了。龙的起源是与中华民族的发祥和历史文化的形成、文明时代的肇始密切相关的。龙世世代代经常出现在中华各族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中华民族崇龙的习尚范围甚广，源远流长，神州大地几乎成为龙的世界。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在赵宝沟文化原始农业发展基础上，有着更大的发展，大型石耜普遍使用，石耜等一批新型生产工具的发明，使这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原始农业生产走向繁荣。令人振奋的早期冶铜考古资料也有露头，1987年在赤峰市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经分析肯定是铸铜的范。辽宁牛河梁遗址中心也曾先后发现了冶铜的坩埚残片层和随葬的一件铜环饰件，这件铜环饰被冶金史学者称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铜标本之一[34]，显然这是金属铜的原始阶段，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作为文明起源要素之一的金属铜，在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是极其繁荣的，在1981～1988年的文物普查中，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就发现单纯红山文化遗址447处，如加上含有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55处，敖汉旗实际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2处，这个数字还没有包含敖汉旗现在北部大面积沙化、老哈河沿岸冲毁以及人为破坏、普查疏漏等因素。就从这个考古调查来看，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的，形成呈南北纵向的条状遗址群组，每一组分为若干个群体，共有近百个群体。每个群体一般为3～5个遗址点，较多的达20个遗址点，遗址面积自南向北渐次增大。大遗址的周围多存在若干个小遗址沟，构成一个社会集团群体，大遗址多有围壕，有的遗址一侧还有制陶窑区。董家窑遗址中还发现有锯痕的废玉料，说明这里是玉器制作场所。如果每个遗址是一个原始公社，那么敖汉旗至少有500多个原始公社。在一个集团群体内遗址有面积大小差别，所处的地位也不同，遗址还表现有无“城寨”式的围壕设施。遗址中的窑区和玉器制作场也说明公社已有专门的分工。从征集到和采集到的玉器来看，有些原始公社存有玉斧、大型石钺、玉龙等礼器。由此可见，红山文化原始公社这时已出现特殊阶层人物[35]，特别是东山嘴大型祭坛遗址与牛河梁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发现和发掘，更是以其物质遗存显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制度的分级分层，反映了等级的分化，说明这时已“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已经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这里所说的“古国”，是稍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36]。总之，红山文化的遗物、遗迹群等各方面物质遗存，明显地证实中华文明史的确是提前了1
000年，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确实是从中国北方红山文化中喷射而出。
塞北地区地处中国北疆，从古代起就是联接欧亚的草原之路，是联接欧亚的大文化带。各地的各种文化总是对外传播，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的进步因素。塞北地区史前各种文化同中原等史前文化以及同中亚、欧洲、亚洲等史前文化一直是双向交流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荟萃。西辽河红山诸文化由于能够不断吸收邻境地区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能够经常大量吸取中原地区起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仰韶文化因素，多种文化汇聚、融合，所以才能够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红山诸文化也向外传播。早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其文化传统就已经波及扩散到大部分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北一带。红山诸文化向东南传播主要是沿渤海和黄海渐进，高度发展的原始文化环海向东北平原扩散，极大地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同时，红山诸文化向西扩散到长城沿线，并向南推进到中原地区。长时期在西辽河地区积聚发展起来的红山文化的崇玉习尚、龙凤崇拜、发达的原始农业、早期冶铜产生，以及出现特殊阶层人物的原始公社和庙、坛、冢礼制建筑的出现等特有的文明因素，跨越燕山，进入中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打下了浓厚的底色[37]。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就西辽河古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指出，塞北赤峰地区的文化特点在于民族杂居，文化交错，这是个重要地区。赤峰北部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说明红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错和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38]。红山诸文化的文明因素要比中原早约1 000年，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推进到中原，文明的重心转到中原晋南地区，各种文化汇聚、融合，产生了中华文明。正如苏秉琦先生所比喻：“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这部交响曲高潮时，文明的重心转到晋南黄河边上来了……总之，大地开垦时期走在前头，文明曙光时期也走在前头。③所以，红山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