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衰退大势延续至清代愈益严重。僧众为求生存，在内部诸宗混同，禅净双修，打坐与念弥陀结合；于外部会通儒道，三教合流。于是有释迦、孔子与老君同堂共座，合受香火贡献的殿堂。从“三教之异用而同体”(雍正语)角度上看，三偶像同案共享不足为怪。
雍正皇帝精通佛典，他曾以帝王的权威下令各省督
抚，清理佛门禅林，迫害明末遗民逃禅念佛的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他写出《御制拣魔辨异录》，其中论及佛门衰败情状，他说：“今普天之下，万刹万僧，万僧万拂，师以盲传，弟以盲受，人人提倡宗乘，个个不了自心……甚至名利薰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1]出家念佛的人对佛典义理已经盲然无知，士大夫知识群中一批人潜心义理，由儒入佛，成为对佛学独有心得的“居士”，不出家的佛教信仰者。明末清初的黎川黄端伯、清中期的瑞金罗有高、清末民初的宜黄欧阳竟无，是其中的代表者。
黄端伯(1585—1645年)，字元公，黎川县人，明末抗清的忠烈志士。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历任宁波、杭州二府推官。崇祯十二年(1639年)上疏弹劾封在南城的益王“擅增兵甲”、“骗害良民”诸不法事，崇祯帝不予理会，并令他在家“候勘”。黄端伯满腔愤恨，弃官为民，避居庐山，与僧侣为伍。寿昌寺慧经禅师的语录刊行，他为之撰序，称慧经为“先师”。
罗有高(1734—1779年)，字台山，瑞金县九堡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举人。抱负远才，遍读儒经，又习技击，观兵书，研究佛经。多次远游江浙闽广，考察民情。过浙东，进出于佛寺，与“居士”苏州彭绍升、汪缙的交谊深厚，思想契合，共修净土法门。他们都是由理学而兼通佛典。罗有高曾闭关七旬，读《楞严经》，通大小乘经论。汪缙的文章，由有高手订、绍升钞录收藏。而有高的文章，绍升为之编录成《尊闻居士集》8卷，他在《后叙》中说：“吾友罗子台山，躬明粹之资，志高而行笃，其学原本乎六经……由儒入佛……其著于言者，在儒而儒，在佛而佛，初未尝见其同且异也。且夫扶皇极、叙彝伦、正人心、辟邪说，亦台山志之所存也。顾其著于言者若此。”[2]致力从义理上汇通儒释二家，这是“居士”们的本意。
欧阳渐(1871—1943年)，字镜湖，号竟无，宜黄县人。研读陆王理学，博涉自然科学知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南京从杨文会攻治佛学唯识论。1911年遵杨文会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先后刻印佛经2
000卷。1915年创办刻经处研究部，加强佛学研究，培养佛学人才。1922年在研究部基础上建立“支那内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佛学教学与研究的最高学府，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佛学研究者。他毕生以宏扬佛学为己任，认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3]，而是比宗教、哲学更精致，是“别为一学”。认为“佛法非以退让不管为般若，要须适当其可为通达”。对学者启发尤著的是，认为唯识与法相不容混淆，是不同的学派。
抗日战争期间，支那内学院迁往四川江津，欧阳渐在那里继续讲学，主持刻经，对近代佛学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著作很多，存世者有《竟无内外学》26种，内学指佛学，外学指儒学。
注解：
[1]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3册，第44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3册，第48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第28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