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都监、杨筠松定居宁都以后,随即传播其相地之术,先在兴国、于都等赣南各县盛行,然后拓展至赣中、赣北,遍及全省,乃至省外。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6记曰:仆以其术传廖三传,三传传其子瑀,瑀传其婿谢世南,世南传其子永锡。廖瑀,通五经,人称廖五经,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他东游饶州
、信州,其术由此播散浙闽。杨筠松授曾文灿、刘广东诸徒,世称救贫仙人。曾文灿于贞明年间(915—921年)西去袁州万载县,卒葬万载县城北西山上,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宋代宁都还有一位著名堪舆家赖文俊,人称赖布衣,著《催官篇》,借天星阐明龙穴砂水之秘,传颂至于清代。[1]赖文俊的乡里,记载歧异,宁都将其载入县志,民国《德兴县志》记为旰江(南城)人,四库全书《催官篇》题要作“处州人”。谁是,待考。
曾文灿、廖瑀的子孙,都徙居兴国县三寮,于是谈及赣南的地理先生,“必称三寮曾、廖”[2],兴国县是又一个堪舆术的基地。
民国8年《德兴县志》卷8载,杨筠松的著作曾传德兴县一都人吴景鸾,景鸾得书后又传给了廖瑀。廖〗瑀不仅在饶、信看风水,而且寓居德兴而卒。赖文俊也曾寓居德兴,以其术传德兴人傅伯通等,后终老于浙江太乙峰。廖、赖在德兴的弟子,著名的是傅伯通、邹宽二人。傅曾应宋高宗之召去临安选择建都地址,邹则为汪伯彦卜地葬亲(汪后为宰相)。德兴又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堪舆术的基地。
江西人从事堪舆术,到了南宋已经很盛了,元代大学者吴澄的说法是:“极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书自负,途之人人以地理术自售。”[3]儒士官绅崇尚风水,必然影响至于平民百姓,成为全社会的风俗。前述文天祥评介黄焕甫的风水理论,其意是“使人爱其术而不疑”。文氏还敬慕堪舆家黎端吉,有“恨相见晚矣”的感叹。[4]然而风水术中的报应迷信成分始终受人批评。南宋吉水罗大纲对堪舆与因果报应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此诚不可不信,不可不择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借此以求子孙富贵乎?择地建居室、筑坟墓的合理性如此,但决无荫受祸福之理。他接着说:
世之人惑(郭)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这种陋习的祸害确实该让沉溺风水果报的人警醒。他又举例反驳:
杨诚斋素不信风水之说,尝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不验于其身矣。……近时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5]
元代崇仁吴澄,是思想家、教育家,并未以游方看地为业,却精研风水术,“评诸家地理书”,并删削其中粗杂猥陋之说,编辑了一部《葬书》,“择至精至纯者为内篇,其精粗纯杂相半者为外编,其粗驳当去而姑存之者为杂篇”。他认为,相地“必原其脉络之所从来,审其形势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乃理之自然”。他又指出:“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相、可将,则术者倡是说以愚世之人,而要重赂焉者也。”[6]富人好风水,贪高官而甘愿付巨额定金,所以骗术行者通。
德兴人董德彰、董灿祖孙,是明代的堪舆大家,他俩替人选墓地不计利,“或一葬未善,复为之迁,至再三乃已”。还有徐继善、程天昭、祝仲阳等,“驰名闽越”,“驰名衢、徽、饶、信间”。兴国县的廖、曾二人则驰声京师。
廖均卿,廖蠫裔孙;曾从政,曾文辿裔孙。他俩继承先祖遗术,精研堪舆。明成祖预卜陵寝久不决,礼部尚书赵?荐举廖、曾二位,他们选定昌平县东黄土山,成祖即日临视,封为天寿山,授他俩为钦天监灵台博士。
如此盛行的风水术,在清代仍强劲不衰。江西民间普遍重视建房选址,葬必择穴。由于科学与迷信夹杂,精华和糟粕共存,种种现实的吉凶祸福、兴衰际遇,被认作墓穴风水所致,促使因果报应与巫术鬼役的观念更趋严重。于是,有的人死不葬,停棺多年,非寻到风水宝地不可;有的葬了又开挖,捡起骨骸(俗称“捡金”),换地再葬;更有侵占别家坟地,掘了他人老坟,引起争讼,结下仇怨……弊害丛生,招致社会反对。
宁都县公认地方积弊应禁十三条,其一为“禁发冢盗葬,窃取坟砖”,因为“狡猾之徒,每贪图吉穴,谋占坟山,往往废冢移棺”,而“无赖之辈则乘夜窃取坟砖,白日肩负各处售卖”。公告言明“一经发觉,即按律治罪”[7]。定南厅的训导汪泩(浮梁人),撰《改葬论》长文,劝导世人革除始葬之后,俟五六年或七八年又改葬的旧俗,教育人们不要信“阴阳祸福之说”[8]。德兴县人指出,邑俗“最惑者溺风水说,贪求吉地,久未安厝”[9]。看重风水而造成的这些迷信积弊,由来已久,没有在劝诫与禁约中消减下来。
堪舆术看风水,是古老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环境的代名词。相地看风水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地自然是有灵性的有机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及其实践,对中国古代民居村落、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其中混杂着浓厚的迷信成分,却不能因此忽视其合理性和社会价值。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风水理论已经开展深入研究,认为它“具有鲜明的生态实用性”,将是“前途无量的学问”。[10]国内学术界对风水的研究方兴未艾,相信在科学的洗练之后,堪舆风水术会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注解:
[1]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6,《方技》。
[2] 同治《兴国县志》卷30,《方技》。
[3] 《吴文正集》卷16,《地理真诠序》。
[4] 《文天祥全集》卷9,《与山人黎端吉序》。
[5]
罗大纲:《鹤林玉露》丙编卷6,《风水》。京丞相:即京镗,字仲远,南昌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官至右丞相。
[6] 《吴文正集》卷16,《赠朱顺甫序》。
[7]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风俗》。
[8] 同治《赣州府志》卷73,《艺文》。
[9] 民国《德兴县志》卷1,《风俗·丧礼》。
[10]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第31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白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