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腔形成于江西广信府的弋阳县，是南戏发展与传播中形成的一种著名声腔，与南戏的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合称为南戏“四大声腔”。
弋阳腔大约产生在明代初年，兴盛于明代中叶。宋、元之后，形成于浙江温州的南戏广泛流传于东南各省。弋阳旧属广信府，而广信、饶州二府在历史上本属江南东路，为
江浙行省所管辖，到明代洪武初年才划归江西省。这一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使赣东北广大地区也成了南戏的一个主要传播地。南戏传入弋阳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由于语音、语调的差别，其曲调不断改变，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地方性特征。同时，又不断采用当地的民间音乐，如秧歌、小调等丰富自己，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声腔。
乐平市坑口村古戏台
清代李调元在《剧话》中记载说：“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歌’，‘秧’即‘弋’之转声。”关于这种声腔的音乐，李调元说：“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李调元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早在明代，汤显祖作《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就曾将它和南戏的昆山、海盐两大声腔作过对比，汤显祖说：“此道有南北，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调喧”则高亢、粗犷、豪放、激越，而这正是“其节以鼓”、“一唱众和”所形成的艺术效果。
弋阳腔的这种特点，使它具有赣东北地区极其浓烈的乡土气息，也使它适合于在广场草台随处演出，在民间广泛流传，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以，尽管贵族、士大夫阶级对它非常厌恶，屡屡排斥，声言“闻而恶之”、“趋而避之”，但却拥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这种乡土气息，使它充分保留了民间艺术的本色，没有受到上层文人的加工和改造，因此在剧目方面也不太讲究文辞和声律，舞台艺术也不及昆山腔、海盐腔等剧种那样细致。正如江西巡抚郝硕复奏查办戏曲的奏折中所说：“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词曲悉皆方言俗语，俚鄙无文，大半乡愚随口演唱，任意更改。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剞劂成本，遐迩流传，是以曲本无几。”恰恰正是这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资料来看，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弋阳腔的流传范围已由江西扩展至大半个中国，尤为盛行于浙江、安徽、江苏、湖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以及北京等地，成为了一个影响相当大的声腔剧种。
弋阳腔在音乐上以高亢、粗犷著称，在曲调上直率奔放，“字多腔少，一泄而尽”，一人启口，众人接腔，取徒歌与帮腔相结合的形式，不用管弦乐器伴奏，而是在帮腔中衬托以音响效果强烈的打击乐器，以突出其高亢喧嚣的特点。发展到后来，弋阳腔艺人又创造了“滚调”，即在曲前、曲中、曲尾另加五言七言诗句或惯用成语，放歌或朗诵，以作为解释剧情、刻画人物、调剂声腔的手段。这种在曲文中加滚的办法，大都以通俗的韵文来阐释深奥费解的曲文，更便于观众理解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因而也使弋阳腔剧种更为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更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和对不同地域的适应性。
明代弋阳腔的演出剧目，由于作品大量散佚，已难窥全貌。但从已发现的材料看，便有一百余种，数量众多，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显示出相当强的表现力和丰富多彩的舞台面貌。因此，弋阳腔不仅在表演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在戏曲文学上也有相当的成就。
弋阳腔在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中，又与当地语言、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发生变化，先后演变成乐平腔、徽州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广腔、京腔等十余种新的声腔，戏曲史上统称为弋阳腔系统或高腔系统。其中除乐平腔广泛流传于赣东北地区以外，形成于安徽的青阳腔也传入江西北部的湖口、都昌等地，发展成为“九江青阳腔”。弋阳腔自身也以其蓬勃的发展势头，在清代中叶又成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声腔之一。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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