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谱》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称赞。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岭南琼州,途经泰和,拜会曾安止,读《禾谱》,称其“文既温雅,事亦详实”,然而对他“不谱农器”感到缺憾,特作《秧马歌》长诗相赠,附《禾谱》之后。曾安止很想把种稻所需的农具写出,但是,“时曾公已丧明,不暇为也”。
一百余年之后,曾
安止侄孙曾之谨才继其遗愿,“追述东坡作歌之意”,写成稻田耕作需用的《农器谱》3卷,与《禾谱》配套。曾之谨将《禾谱》、《农器谱》寄陆游读评,陆游为之赋《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诗曰:“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曾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令君继之笔何健,古今一一辨等差。我今八十归抱耒,两编入手喜莫涯。神农之学未可废,坐使末俗惭浮华。”[1]陆游的批评很严厉,认为忽略水稻等粮食作物,如同抛弃了六经这个为政的根本。崇尚浮华之辈应该在《禾谱》面前羞愧。
关于《农器谱》,周必大为其做序,说该书“凡耒耜、耨镈、车戽、瞦笠、铚刈、 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厥类惟十,附以杂记,勒成3卷,皆考之经传,参合今制,无不备者。是可补伯祖之书,成苏公之志矣。其序牛犁,盖一编之管辖。予尝学稼,因演其说……”[2]。
《禾谱》、《农器谱》二书,把赣中地区水稻生产的发达盛况,通过稻种与农具即技术的角度体现了出来。两书由一地一家的人著述问世,前后延续一百余年,可见重农传统影响之深。这是江西地区水稻农业发达的结果,而且是江南农业在全国农业总体中地位提高的反映。宋以前所有的农学著作,都以黄河流域的农耕生产为研讨对象,重心是麦。北宋开始出现大转变,汴京的粮食供应,虽有汴渠、黄河、惠民渠、广济渠四条水道供应,但是主要依赖汴渠输来的东南六路的稻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四条水道共运552万石,汴河运米300万石,占72.5%。后来汴渠运米更增至500万石、700万石,定额取中数为600万石[3]。而江西“其田宜?,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曾巩语)。可见江南稻米为宋朝命脉所系。鉴于此,曾氏有强烈的著书欲望,而苏轼、陆游、周必大诸公有热烈的评议。
注解:
[1]
《陆游集·剑南诗稿》卷67,中华书局1976年版。欧阳修著《牡丹谱》(一作《洛阳牡丹记》);蔡襄著《荔枝谱》、《茶录》。“六艺”即六经。《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儋州”:指苏轼,他贬为琼州别驾,居昌化军。宋之昌化军即唐儋州(今海南儋县)。
[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8,经籍45。
[3] 详见《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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