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关注国计民生的志向
宋应星(1587—?)，字长庚，奉新县人。出身于衰落的官僚家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29岁，中举人，当年赴京会试失败。后来接连四次应考，均落第。不断的失败使他惊醒，转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为了生计，他谋到分宜县教谕的位子，之后去福建汀州任推官，
再任安徽亳州知州。半年后清兵入关，他弃官返乡，隐居不出。大约于康熙初年病逝。
宋应星第五次会试失败，已是45岁，深切的怀才不遇心理和多次往返京城的经历见闻，使他加深了对社会实际的了解，确立了另寻人生目标的志愿。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市镇密集在东南与大运河沿线。他由奉新往返于北京，必经南昌、九江出省，过安徽、江苏，跨山东、河北，穿行在经济文化昌盛的地区，“方万里之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江西的稻、棉、油、麻广泛种植，出产很丰；铜、铁、煤等矿藏采冶发达，品质优良；景德镇的瓷器、广信府的纸张居全国中心地位；造船与航运、商贸也称繁盛。这许多习见不息的景象，使宋应星对经济生活体验得更深刻，使他能够从劳动民众中汲取知识，同时感受到风靡社会的理学思想的空疏，从而认识到科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天工开物》初刻本插图20 花机
(书影采自何福霖、郭佳胜主编《江西揽胜》，
插图采自杨维增编著《天工开物新注研究》)
另一方面，宋应星对明朝的统治危机，也认识得更深入、更具体了，激起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他彻夜不眠，写成长达万言的《野议》，在“痛哭长言，话从何处起止”的悲愤情绪中，一口气列出12议：世运议、进身议、民财议、士气议、屯田议、催科议、军饷议、练兵议、学政议、盐政议、风俗议、乱萌议。他对朝廷仍寄希望，认为现今是“极乱思治之时”，必须革除种种弊政。例如学校教育“以荐人入学为致富足用真正径路”；科举只考八股文章，致使官僚们“不知做官为何本领”，他们的“全副精神尽在馈送邀誉”；将帅不从行伍中选拔，是“自袭荫”得来，或自称“门下走狗”者贿买到手，他们“志在贪财好色”，只会“掩败为功”。文官武将的“脸颊日厚而方寸日昏”，“剥削耕桑蚕绩之辈”非常苛重，各地的“缙绅势焰”，将农民当奴仆役使，“征其妻子，饿其体肤”。于是，有真才实学的贫士因得不到“进身之阶”，被迫“窜入流寇之中”；良民里长被“加派额征、严刑追并”而“相劝投入寇中”；“普天之下民穷财尽”的百姓，“经年恨怒，乘寇至而思反”。所以，农民大起义，从陕西、山西，发展至河南、湖广，已经“半天下”了。总之，由于“以草菅视子民”，故而“已经寇乱之方，乱不可弭；未经寇乱之方，日促之乱”。写到最后，宋应星说：“野议及此，涕泣继之，不知所云矣!”[1]
宋应星是“有心国计”，富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他在分宜县教谕的四年任期内，便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逐项写作下来，集合为《野议》，全面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的《论气》、《谈天》是讨论自然哲学的著作，体现了自然观；还有《思怜诗》等诗歌，则是他的人生观反映。他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于崇祯十年(1637年)刻印问世。另外的著作，如《画音归正》、《原耗》、《杂色文》、《卮言十种》、《观象》、《乐律》等，都已失传。
注解：
[1]
本节引文均见宋应星：《野议》，据《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译》，第96～15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