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史学和地理学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概而言之，自东汉始，已有南昌人程曾、唐檀、徐稚等人精研《春秋》，传严彭祖和颜安乐两家的《公羊春秋》之学，把盛行中原的《春秋》史学引入江南。程曾，字秀升，在长安研习严氏《春秋》十余年，后还家讲学著述，声望很高，"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
门下"[1]。程曾讲学，吸引了众多的南方学子，使《春秋》史学在江南地区广为传播。
两晋南北朝期间，一批江西学者专注于地方史，先后编撰出《豫章记》、《安成记》、《鄱阳记》、《浔阳记》、《临川记》、《南康记》等书，开江西私家纂述地方志乘之先河。其中雷次宗所撰《豫章记》，在我国地方志书的发展长河中享有盛名。雷次宗(386-448年)，字仲伦，南昌人，晋末宋初隐居庐山，与释慧远等十七人同修净土之法，为白莲社十八贤之一。雷次宗笃志好学，精于经学，并留心艺术。他不愿为官，而是潜心学问，刘宋元嘉六年(429年)撰成《豫章记》，述南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为南昌乃至江西全省最早的方志之一。其所载内容，多为唐宋间的地理书、类书、志书所称引。原书已散佚，现有清代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和近代张国淦《大典辑本》。从辑本的内容看，该书大致可分为十二大类，即录传说、载旧事、明古迹、述建置、记篆墓、载地理、述风俗、释地名、考故城、标物产、记山水、载人物等。全书横排门类，统合古今，内容丰富，体例也颇为完善，是已具雏形的地方志书。《豫章记》为后世地方志编纂者所推崇，雷次宗也可称为江西的第一位史学家。
隋唐时期，江西的史学、地理学一度中衰，三百余年间几近空白，直到五代南唐期间，才有所振起。一是涂廙为续雷次宗《豫章记》而作《补豫章记》，二是王定保撰《唐摭言》。涂书已佚，不知概貌。王定保，南昌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中进士，五代周世宗显德元年(955年)撰成《唐摭言》，此时他已八十有五。该书有15卷，分103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有关情况，内容丰富而又得体，为后人所注重，四库馆臣们评介时说："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2]唐代的《登科记》等有关贡举方面的书籍都已散佚不传，这就使《唐摭言》显得更为重要。
进入宋代，江西的史学、地理学大放异彩，一时名家辈出，联镳并辔，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大体说来，北宋前期，宜黄人乐史著《太平寰宇记》，把历史地理学的撰述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九江人陶岳撰《五代史补》，补薛居正《旧五代史》之缺漏，于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和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有所取益。北宋中期，欧阳修奋力独著《新五代史》，主修《新唐书》纪、志、表部分。曾巩也以史见称，他潜心整理古代史籍，主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国史，并在长期的史学工作中形成了卓绝的史学思想。新余人刘敞、刘窸兄弟及子侄刘奉世，以精研两汉史而闻名于世。高安人刘恕、刘羲仲父子以研究通史为主。刘窸与刘恕同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可谓《资治通鉴》的功臣。而欧阳修、刘敞、刘窸等人，在金石学和金石考史方面也卓有贡献。南宋时期，洪皓及子洪适、洪遵、洪迈在史学上各有建树。洪皓在南宋初年出使金，被金拘留达15年，期间将所闻所见撰成《松漠纪闻》，于金史研究颇有?益。洪适著有《隶释》和《隶续》，洪遵著有《泉志》，兄弟俩分别在金石学、钱币学史上独树一帜。洪迈撰《容斋随笔》，修北宋九朝国史，在历史文献学和当代史研究撰述等方面成绩显著，堪称一代大家。理学家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创立史书的纲目体新体裁，其寓褒贬的写法和编排的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又著有《伊洛渊源录》，开学术史研究的先河。樟树人徐梦莘，倾注毕生精力编撰出《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该书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鼎足而三，是研究宋史和宋金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徐梦莘之侄徐天麟，编有《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两书，比较系统地整理了两汉时期的典章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于两汉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南宋末年曾任宰相的马廷鸾也以史见长，他熟稔中国通史，编有《读史旬编》，以十年为一旬，以图表现"疆理之离合"，"成书之首，以通说数条论作史之源流"[3]。该书以其特有的体例形式，简要地描述了远古至五代末年的历史发展概貌。上述诸位，皆两宋时期的大家，其成就斐然。
元代江西的史学和地理学，虽不及两宋那样群峰竞秀，繁星映天，但洪峰过后，不失滔滔，流风余韵，亦为壮观。元初，马端临承父遗志，费二十余年之力，撰成《文献通考》348卷。该书是典章制度通史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史学而言，马端临的成就与欧阳修、洪迈等前贤相比，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元后期，揭莖斯、欧阳玄、弋直三家并出。揭莖〗斯与欧阳玄皆《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的总裁官，于三史的修撰奉献甚多。二人又在长期的修史实践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史学见解。弋直，字子敬，临川人，年少时就学于著名学者吴澄，改字伯敬。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他为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作"集论"。"集论"不仅详注《贞观政要》一书，在《贞观政要》每篇或每条之后附录唐宋间的柳芳、欧阳修、范祖禹、胡寅等22家有关议论，而且还在各篇或各条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如在《贞观政要·纳谏》篇后，弋直将世人推崇备至的唐太宗纳谏分初年、中年、末年三个时期进行分析，指出唐太宗纳谏是"矫揉勉强而行之也"，"少而锐，老而衰也"。这种看法符合历史事实，有助于全面认识唐太宗及其纳谏。今本《贞观政要》将弋直的"集论"分别收入各篇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地理学家朱思本，他积十年之功，将实地考察所得并参照前人的著述，绘成长宽七尺的《舆地图》，该图的精确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人。另外，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述外国的风土人情和贸易状况，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
在明代277年中，前期没有大家出现。到明世宗嘉靖年间，状元罗洪先潜心于地理学，他根据朱思本的《舆地图》，加以增广，撰成《广舆图》二卷。该图是我国至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地图中最好而又最完善的一种。稍后，陈邦瞻、郭子章两家分头并进。陈邦瞻受托在冯琦、沈越二人未完成的稿本基础上，完成了《宋史纪事本末》，后又独著《元史纪事本末》。这两部书不仅在宋、元史的研究中很有价值，而且对我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郭子章致力于地方史的著述，他以纪传史体写成《豫章书》和《黔记》，两书分别是江西和贵州两省的通史，堪为地方史之佳作。与陈邦瞻、郭子章同时，罗曰褧与邹维琏另辟蹊径。罗曰褧深入研究与明朝有交往的周边各国史和民族史，撰写了《咸宾录》8卷。邹维琏将自己历年来读史所得，汇集成《读史杂记》一书，就考史、论史等方面发表了诸多重要的见解。明朝末年，艾南英以一人之力，编撰出古今全史1
000余卷，可惜他晚年遭逢易代，致使这部全史毁于兵火。此外，还有邓元锡曾著有《函史》和《明书》，张自勋著有《廿一史独断》，这三部书曾获时人称誉，然而现在已不知所终。
清代江西的史学和地理学较之明代有所振起，先后出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大家。前期有朱轼(1664-1736年)，字若瞻，号可亭，高安人，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他任《圣祖实录》、《世宗实录》的总裁官，又曾为《明史》的总裁官，另著有《史传》三篇(收入《朱文端公集》)，裁定义例，多所折衷，为世人所推重。中期有谢启昆、萧腾麟、彭元瑞、刘凤诰等。谢启昆是方志学名家，他主修的《广西通志》，发凡起例，每多创获，成为地方志书中的一部名著。萧腾麟，峡江县人，乾隆时督理西藏5年，领兵驻槎木多(亦作察木多，今昌都)，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写成《西藏见闻录》，详记西藏地区的山川、道路、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寺庙以及柴草等项，记事范围涉及平定准噶尔、青海之役。作者记事以亲见亲历为限，不"臆度悬拟"，所以真实可信，史料价值高。该书是清前期西藏地方史的权威著作。彭元瑞精于史学，曾任清廷三通馆的副总裁、总裁。他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过于简略，因仿效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以补注的形式加以充实，可惜未及成书而卒。其弟子刘凤诰禀承遗志，为之续撰，以二十年之力，完成《新五代史补注》。彭、刘师徒对五代历史的研究，功不可泯。清末，李有棠、文廷式从僻西的萍乡崛起。李有棠在峡江县任训导期间，积十年辛劳，撰成《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对辽、金二史缕析考异，殚思竭虑，殊见功力。文廷式博学多识，著述宏丰，史学方面主要有《春秋学术考》、《补晋书艺文志》、《元史录正》、《元史西北地附录考》、《西域释地》以及若干史论札记，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涉及文献学、地理学、考据学、元史学、史学评论等诸多方面，可谓江西传统的史学和地理学之绝唱。
综观江西的传统史学和地理学，它起步比较晚，前期的发展缓慢曲折；宋元时期，群峰竞秀，气势磅礴；明清则绵延起伏，各领风骚。这与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注解：
[1] 《后汉书》卷109下，《程曾传》。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0。
[3]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21，《读史句编自序》。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