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莖斯(1274-1344年)，字曼硕，元龙兴富州(今丰城市)人。父亲揭来成，宋末乡贡进士。揭莖斯幼时家贫，读书极为刻苦，名显乡里。少年时游学湖南，深得程钜夫、卢挚等名宦器重。后程、卢二人荐揭莖斯于朝，特授翰林院编修官，参与国史的修撰工作。当时监修国史的平章李孟读揭莖斯所撰《功臣列传》后
，大为赞赏，升揭莖斯为应奉翰林文字，仍兼编修。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冬，诏修《皇朝经世大典》，揭莖斯参与其事，为主要纂修者之一。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春，朝廷重新设局修撰宋、辽、金三史，揭莖斯被委为总裁官，时年近古稀。揭莖斯在致仕返乡途中奉诏回史局任职，负责《辽史》的修撰。揭莖斯在史局，毅然以笔削自任，严肃认真，秉笔直书。"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1]次年三月，116卷的《辽史》修成，由丞相脱脱领衔奏上。顺帝予以奖谕，并督促早日撰成《宋史》和《金史》。为了尽快撰成宋、金二史，揭莖斯留宿史馆，不顾年老体弱，夜以继日，丝毫不怠，全神贯注在撰史工作上。由于劳累过度，揭莖斯身患寒疾，七日后不幸病逝。揭莖斯一生以修史自任，具有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为修史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揭莖斯长期从事史馆修史工作，在修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元史》卷181《揭莖斯传》中，记载了揭莖斯奉诏为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时对丞相兼三史监修官脱脱和三史的其他纂修者所发表的意见：
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揭莖斯这里主要是针对官方修史和修史者的素质而言的。他认为，修史最为重要的是用人要得当。至于用人的标准，他提出修史者光有才学是不够的，还要具有史学造诣和史识；光有才学和史学造诣、史识也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心术正，即必须具有史德。他把"学问文章"、"知史事"和"心术"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又把"心术"摆在修史者素质的根本位置上，很有意义。唐代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理论，北宋曾巩发表"明"、"道"、"智"、"文"以及"畜道德"的见解[2]，揭莖斯则特别强调"心术"，清朝章学诚最后明确提出"史德"问题。在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中，揭莖斯有他特出的贡献。此外，揭莖斯对史馆的同事们所谈到的"作史之法"与"作史之意"二者关系也很有意义。所谓"作史之法"，是指作史的义例与方法；"作史之意"，是指作史旨意与目的。揭莖斯认为，"法"与"意"之间，"意"更为重要。须先立"意"后寻"法"，"意"在"法"先。只有这样，修成的史书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惩劝"作用。这种看法，有其科学性和积极意义，对修史工作也有指导作用。
注解：
[1] 《元史》卷181，《揭莖斯传》。
[2] 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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