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昆(1737-1802年)，字蕴山，一字良璧，号苏潭，南康县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授官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开始从事史学工作。后来，他数任地方知府、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浙江布政使等官。嘉庆四年(1799年)，他被擢为广西巡抚
，时已年过花甲。
谢启昆少年时期就以博闻强识、好学不倦而受到世人的称许，16岁时就到北京入太学学习，于经义、史学、小学、诗文无不研读，生平著述颇富，除主持纂修《广西通志》外，自著有《西魏书》24卷、《粤西金石略》16卷、《小学考》50卷、《小学韵补考》1
卷以及诗文集等，为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家之一。
谢启昆长期任地方长官，于修撰地方志书尤为致力。他先在乾隆朝纂修了《南昌府志》，嘉庆四年出任广西抚巡后，又着手纂修《广西通志》。他设立了广西通志局，自任总裁，以胡虔为总纂，并组织人马合力纂修。在纂修《广西通志》的过程中，谢启昆发凡起例，身体力行，发挥了主要作用。嘉庆六年(1801年)，《广西通志》修成，但在次年刊印此书时，谢启昆则不幸逝世。《广西通志》也就成了谢启昆的遗著。
《广西通志》共280卷，在体例上分训典、表、略、录、列传五大类。除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训典"外，其余有表4、略9、录2、列传6，四种体例相互配合，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反映出广西地方历史概貌。《广西通志》内容丰富，叙述明晰，体例精审，在清代最负盛名，被时人称为"省志之冠"。与先前的同类著作相比较，《广西通志》至少有以下特色：一是取材广泛，汇集的资料丰富，且皆一一注明了出处，以明资料来源，便于后人稽考。这是受当时考据之风影响的结果，后来的修志者，多效法这一点。二是地方色彩浓厚，抓住了广西多民族居住地区的种种特色，创立相应的门类和条目，如设立了"土司"等专条，更具体和深刻地揭示出广西地区特有的历史和现状。三是对地方文献的著录和编排方式也较旧志不同，在经、史、子、集之外，增置类录、金石、图经、志乘、杂部等；把"艺文录"分成上下部，著录著作的书目及序跋，而不录正文；诗文则不入"艺文录"，而分别入有关事条之下，并采用小字双行夹注，以便稽考。这种著录地方文献的范例实属首创，不仅门类齐全，记事也颇为完备，很有意义。
《广西通志》刊印传世后，以其精审的体例为修志家们所推重和仿效。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阮元总督广东，主修《广东通志》，其体例即以《广西通志》为本，
亦分训典、表、略、录、列传五大类。
《广西通志》的卷首有谢启昆手撰的《叙例》，其中关于纂修《广西通志》的义例有23条，这是谢启昆在总结前人纂修地方志书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并结合自己的史识和修志经验，殚研精思的成果，于地方志书的修撰多所创获，在我国地方志编纂史上有重要价值。此外，谢启昆还在《叙例》中，对方志学和方志的编纂发表了许多有价值和意义的见解。他认为，地方志起源于《禹贡》、《周礼》，发端于《三辅黄图》，雏形于《畿服经》，定型于《太平寰宇记》，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他提出方志的详略要得当，应"以详备为宗，而又不敢以冗滥遗讥也"；强调方志乃一方之文献；方志不仅保存地方文献史料，且有实用价值；方志的价值在于它的地方特色等等一系列卓越见解。他还把方志的纂修提到高度去认识，提出修志乃著述之大业的理论。近代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对谢启昆及其《广西通志》评价时说："首著叙例23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梁启超所言虽不够全面和深入，但由此亦可窥见谢启昆与《广西通志》在方志学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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