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教育与传播
郡县制强化政令统一，使士人习惯遵守朝命。汉武帝尊崇儒学，立"五经博士"，鼓励士人研习儒经，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于是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五经各有专家传承教授，如欧阳《尚书》、京氏《易》、大小戴《礼》等等。东汉诸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
，而先访儒雅"，修起太学，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所以，四方学士莫不怀挟图书，云会京师。豫章郡士子不甘落后，奔趋京师学习的颇多，能通经的名家有何汤、程曾、唐檀、徐稚等。他们都是南昌人，学成之后，何汤在京师为官，为太子(即明帝)讲授《尚书》。他执法严明，光武帝赞为"国之干城"。程、唐、徐三人均归故里，传授经学事业。唐檀少游太学，熟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回南昌教授生徒，"常百余人"，著书28篇，名为《唐子》。程曾，受业长安，精习严氏《春秋》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当时朝廷独尊五经，学界严守师说家法，陈陈相因，少有独立思考。程曾却能跳出局限，通难五经，并作《孟子章句》，宣传被冷落的孟轲思想。也许正因此而名扬外郡，使会稽士人慕名求学。徐稚，学的是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等，走了一条与东汉政治不合作的人生道路，乡里服其教化，被誉为"南州高士"。
显然，两汉时代江西的儒学人才仅限南昌等少数地方，可是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透露出将要普及四方的曙光。
萍乡市古文庙
六朝时期，豫章诸郡的儒学文化获得新的进展，有好几个地方长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三国吴有豫章太守顾邵，下车伊始，祭祀徐孺子墓，优恤其后；禁民间"淫祀非礼之祭"；注重教育吏员，"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1]他举善以教，儒风流行。东晋时期，先后有范宣、范宁在南昌提倡儒学。范宣为河南陈留人，东晋初年徙居南昌，以讲诵为业，教授儒经，演习《周礼》，造成"讽诵之声，有若齐鲁"的文化氛围。[2]东晋后期，南阳范宁为豫章太守，他的儒学知识广博，立乡校，办庠序，改革旧制，广招生员，"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于是，儒家经学在士人中的传播，蔚然成风，对当时老庄玄学的泛滥，以及佛教的流行，是有力的抵制。[3]
鄱阳郡的儒学也很盛。东晋鄱阳内史虞溥，大力整顿郡学。他下达文告，宣传办学意义，要求所属各县输送生员，至者700余人。他去郡学主讲，鼓励学生勤奋求学，成大业，立大德。他说："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要有锲而不舍、积一勺以成江河的毅力，才能够通滞碍，达远大。[4]
顾、范、虞等地方长官的言行趣向，使儒学文化兴盛起来，而在江州寻阳郡，情况则不同，是另一种景象。
注解：
[1]
《三国志》卷52，《顾邵传》。
[2] 《晋书》卷91，《范宣传》。
[3] 《晋书》卷75，《范宁传》。
[4]
《晋书》卷82，《虞溥传》。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