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
唐宋时期以不学为辱
唐代中期以后，长期的社会动乱，州县官学普遍衰败，社会要求有新的教育形式，私家书院应运而生。现有资料说明，江州"义门"陈氏(故里在今德安县车桥乡)的东佳书堂始于大顺元年(89
0年)，是目前所知全国最早而且完备的一所书院。陈氏家族的书院教育，分院学、书堂两部分，院学教7岁～15岁的童蒙识字读书，书堂供15岁以上的子弟深造，以应科举考试。书堂有屋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东佳书堂不仅供本家族子弟读经史、习诗文，准备赴考，还是外地士人游学的好场所，北宋僧文莹说：江州陈氏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1]。
创办于唐后期的还有高安县的桂岩书院、永丰县的皇寮书院、新建县的虎溪书院等。延至五代南唐时期，新创办的书院又有泰和县匡山书院，奉新县梧桐书院、华林书院。先前李渤兄弟读书的白鹿洞，已建成为庐山国学，成为和建康国子监同等的最高学府，引来江南江北的士人，对江西的教育事业起了促进作用。
宋代江西的书院更多。这一方面是科举考试的推动，另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比较充裕。各州县办的书院，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属宋代开创的共136所(其中北宋54所，南宋82所)，高居全国第一位。[2]著名的如建昌洪氏的雷塘书院，乐史在乐安办的慈竹书院，曾巩在临川办的兴鲁书院，陆九渊在贵溪办的象山精舍；州县官办的如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在名气比较大的书院周围，还有很多乡村私塾。洪州、袁州等处的乡间私塾成效不错，教授儒家诗书之外，还有实用性的法律诉讼常识。地方官奏报朝廷说："江西州县有号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教以非圣之书，有《四言杂字》，各类非一。"[3]"教书夫子"成为一批士人的职业名称，可见人数多，散布各地，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启蒙者，奠定着社会教育的基础。
北宋中期开始，提倡州县开办学校，不少州县出现"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4]的热烈局面。经过几代人努力，江西13州军68县全部有了学校。官办、私办的学校和书院(包括私塾)并盛，呈现文化高涨的景象。嘉祐年间(1056-1063年)，吴孝宗写《余干县学记》说：
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5]
吴孝宗此处说饶州甲于江南，他的家乡抚州以及洪、吉、袁等地的情况，大体上也如此，即他所说的江南西路、东路，浙江东路、西路，以及福建路共有"冠带《诗》、《书》，翕然大肆"的文化现象。人们以不学、不文为愧疚，虽然是概指，而且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历史地看，这仍然是进步的风尚，值得珍视。
注解：
[1]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2] 福建是朱学发源地之一，有书院50个左右。
[3]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150。
[4]
曾巩：《元丰类稿》卷17，《宜黄县县学记》。
[5]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内容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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