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在江西蓬勃兴起
儒学历经千年的章句训诂式的传播，日趋僵化，失去了征服人心的说服力，迫切需求新的出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与其他宗派的角逐中，迅速取得显要的主流地位，繁衍为“五家七宗”，广泛传播于南北各地。其中的曹洞、沩仰、临济、杨岐、黄龙五宗都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禅侣云集于江西，士人与僧众频繁交往，思想在交流中相互辩难，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不少学者吸收佛学的思想，充实儒学的内容，发掘义理，增强其活力。禅宗倡导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宝不假外求”的理论，与儒学修身养性、正心诚意的传统说教，相互发明，彼此呼应。儒佛道三教合流的速度加快，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到来了。宋学、理学应运而生，都在江西蓬勃扩散开来。
邓广铭先生说：“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宋学家们的共同特点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1]欧阳修对宋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致力以文载道，创作出根于仁义而达于政教的文章，尤其是撰著史书，阐扬《春秋》大义，羽翼六经。他所期望的是使北宋的统治符合夏商周三代的精神，“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阙”[2]，因而再三出题，要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王安石对宋学的建立有更关键的作用，他将宋学推向高峰。作为政治家，他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学问家，他“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3]。王安石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对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给予坚决否定；对儒学经典，以“义理”决定取舍，“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对佛老两家的思想，凡可以吸收的都公然吸收，他坦然告诉曾巩，“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由于王安石兼取诸子百家，全力阐明诸经义理，使儒家学说中原有的一些道德性命的义蕴得到充实和阐释。他写《洪范传》说：水火木金土“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貌、言、视、听、思“五事，人所以继天而成性者也”，“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他认为，“五行”即是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天地之间而不穷者。在变化之中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由此推而扩散开去，无所不通，“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在这个道德性命之理当中，寿夭、贫富、康宁或疾忧等方面，人皆可欲其至，欲其亡，而贵贱却不能去改变，“若夫贵贱，则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于庶人，皆慕贵，欲其至，而不欲贱之在己，则凌犯慕夺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4]。王安石弘扬的儒学思想受到士大夫重视，政治上反对他的“新法”的人，也予以肯定。例如，刘挚支持司马光废除新法，然而认为“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义说，得圣人之意为多”[5]。由于王安石得君信用，实施政治改革，他的学术思想在朝野广为传播，超出其他学者。
曾巩是推进宋学的一员主将，在探寻儒学义理方面，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卓然自成一家。他认为：士大夫必须“明先王之道”，“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6]他实践“文以载道”的宗旨，著文“发六艺之蕴，正百家之谬，破数千载之惑”[7]。曾巩心中的大贤者，是能够“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8]。元代刘埙评议曾巩的学术思想，说他“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9]。曾巩毕生的言与行，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会去阿世媚俗。他是受人敬重的贤者。
宋代学者不满意从汉至唐的训诂学风，大胆探索经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敢于对六经质疑问难。南城县李觏是平民思想家，对儒学的传统理论提出了不少批评。例如，他说前世之言礼乐者，例多阔大，出入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10]。传统的说教中有“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言论，李觏指出这不可信，相生未必吉，如水浸木则腐烂；相克未必凶，如水浇灭火能使火灾得救，“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11]。他还批评说，“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可是那些鄙劣的儒者，偏要“忽其常道，竞习异端”，好用卜筮，喜谈释老，“昼夜读思，疲心于无用之说”。[12]他在批判对经传的迷信说教中，关注民生疾苦，指出“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提出了《富国策》、《安民策》等兴利除弊的建议。
新余刘敞的理论勇气更足，直接修改经文。他深入研究《春秋》，撰写了《春秋权衡》等系列著作，评议公羊、谷梁、左氏三家得失，然后断以己意重新解释经文，如将《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改为“孔子曰：讨贼则免”。《四库全书》编者反对刘敞这样改写，但是又说，“论其大致，则得经意为多”[13]，总体上欣赏刘敞的新解。
注解：
[1] 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2] 陈亮：《书欧阳文粹后》，见《陈亮集》增订本，卷23，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
[3] 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4] 《王安石全集》卷65，《洪范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0，元元年七月末。
[6] 《曾巩集》卷18，《筠州学记》，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
[7] 《曾巩集》附录，《行状》。
[8] 《曾巩集》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9] 刘埙：《南丰先生学问》，见《隐居通议》卷14。
[10] 李觏：《礼论第六》，见《李觏集》卷2，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
[11] 李觏：《删定易图序论·论六》，见《李觏集》卷4。
[12] 李觏：《易论第一》，见《李觏集》卷3。
[1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6，经部，春秋类一。
实习编辑 白文军 海丽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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