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星子县出土的宋刻《邵尧夫击壤集》。邵尧夫，即邵雍，北宋哲学家
江西和江南的其他区域一样，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生活资源丰足，在两汉时代过着“不待贾而足”的日子。魏晋以后不同了，与外界的联系紧密起来，交通商贸活动多了，人们的经营意识逐渐增强。豫章郡的纺织工匠通宵劳作，赶织“鸡鸣布”供应早市；大户人家的妇女也投身市场做买卖，有“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竟分铢以给其夫”[1]的现象，贱商的意识很是淡薄。
发展至唐宋以后，江西商业的水平更高了。抚州一带的布业商人，深入乡村，以其雄厚的资金控制货源，支配生产。商人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2]。抚州、吉州诸县的广大绩户都纳入了陈泰的经营网络，一批驵侩为他操办事务，俨然是大包买商的运作方式，掌握了生产与销售两大领域。很可惜，陈泰式的商人凤毛麟角，淹没在自然经济的海洋中，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发展开来。
明清时代江西商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活跃于全国各地。北京的百工技艺之人，“江右为伙”，江西商人建起好多个会馆，以便交流行情，相互提携，增强竞争能力。湖广各地(相当于今湖北、湖南)的江西商人众多，民谚说“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城乡的江西商人，或贩易，或入籍，或代官府征赋税，乃至成为山寨的酋长、头人。明后期人王士性写道：
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覺猡不能自至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3]
江西商人散布云南全境，活动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王士性总而言之：“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江西商人经营的货物，主要是家乡丰富的土特产，如稻米、茶叶、夏布、瓷器、纸张、木竹、茶油、蓝靛、烟叶、毛笔、书册、药材、蔗糖等等，也有不少人“徒张空拳”外出谋生，从事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行业，虚往实归。激烈的市场竞争，驱动商人们凭借家族与乡亲的情谊，结成帮伙，互相提携。在明代的北京，江西人的会馆有14所，占当时北京会馆总数41所的34%，位居第一。清代乾隆年间的广东佛山，江西商人建会馆、义庄、义山，富贫接济，将贸易活动、生活安置与丧葬后事都安排妥了。
省内城乡在航运商业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市镇。著名的如景德镇，以瓷器的生产销售为特色，“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铅山县河口镇，以纸张、茶叶生产交易著称，乾隆时单是茶行有48家，其中有不少是山西、福建的茶商，镇市上“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尽是灯辉”[4]。樟树镇，以药材交易和航运最盛，明代后期已是“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官府征得的税银，由明初的每年170两，增加到万历时的1
720两。[5]新建县吴城镇(今属永修县)，以航运枢纽、物资转输扬名，有江西、山西、广东、浙宁、全楚、徽州、潮州商客的会馆几十所，在各类行商中以茶商、木商、盐商、纸商、麻商最有实力。此外，还有专营夏布业的宜黄县棠阴镇，蔗糖与木材聚散中心的南康县唐江镇，刻印销售书籍的金溪县浒湾镇，等等。
畅通的航运与频繁的交易实践，使人们的观念得以更新，“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教已经没有什么束缚力了，许多江西人“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6]。市场信息变化难测，刺激人们苦思对策，开启智慧。民谚说：三个抚州人抵不上一个南昌人，三个南昌人抵不上一个九江人，三个九江人抵不上一个汉口人。这是因为码头越大，社会交际越复杂，见多识广的机会也越多，所以灵活机智，善于应变，不怕激烈竞争。
注解：
[1] 《隋书》卷31，《地理志下》。
[2] 洪迈：《夷坚志》支癸卷5，《陈泰冤梦》。
[3]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4] 乾隆《铅山县志》卷1，《疆域·镇二》。
[5] 明《神宗实录》卷51，万历四年六月。
[6]
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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