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泰州学派在江西的发展
泰州学派是王学分化过程中的产物。开创人王艮，泰州安丰场(
今江苏东台)人，王守仁的弟子，但其学术思想已经变易，提出“百姓日常即是道”主张，在师弟传授活动方面又有比较特殊的方式，他和门人都注意在社会下层群众中传播理学思想，有时甚至是某些反抗性的异端思想。王艮讲学传道，还有宗教神秘色彩，类似禅僧传授衣钵。王艮对弟子徐樾作了长期考察，知道他闻道之后有辞官的念头，是天下古今有志之士，才决定授他以“大成之学”。但必须“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徐樾，字子直，江西贵溪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官云南左布政使。他向王艮问学11年之后，王艮才写信告诉要授大成学给他，但须“面讲”。徐樾得王艮真传，故门人认为“知夫子(指王艮)之深，孰如吾子(指徐樾)”①。后来，颜钧从徐樾学，“得泰州心斋之传”。颜钧传罗汝芳，罗汝芳传杨复所。何心隐从学颜钧，“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泰州学派的师弟传授关系，非同寻常，被传者奉老师为圣人，尊敬异常。
王艮出身于盐场的灶丁，平日讲学不假文字，存留下来的语录是儿子王衣、王襞和门人董燧(江西乐安县人)收集编订的。后来王襞带王艮年谱至永丰，门人聂静(江西永丰县人)和王襞、董燧合作，对语录、年谱“三复仇校，正讹去谬”，就地刊印，方成“完书”。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名教不能羁络，便被施以刑罚。颜、何的讲学活动，构成了明后期政坛上的大事。
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吉安府永新县人。幼年体质虚弱，被人当做痴儿。他在青年时读了王守仁《传习录》，心领神会，决意笃行，并在家乡组织“萃和会”，聚集家族、乡邻约七百人，宣讲“耕读正好作人，作人先要孝弟”等伦理思想。后经徐樾引荐，师从王艮，成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
他坚持向平民大众讲学传道，简化儒学理论，以便下层劳动者接受。他认为：“人为天地心，心帝造化仁，是仁惟生，是生明哲。”②意为人是天地的中心，人心是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生即是仁性，而仁性即是生生不已，是自然流行的，所谓“神妙万物而为生，生妙万古无止息”。由此，他肯定生性自然，“制欲”则违背天地之仁。他宣传王艮设想的理想社会，期待人皆君子，不用刑罚，只有教化，老安少怀的社会生活。由于他任情率性，关注农民疾苦，又有神秘性的传授活动，被视为“异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被捕入狱，遭毒打几死。门人罗汝芳卖尽田产，替他交了罚银，才免死出狱。晚年居家著述，享年93岁。
二
何心隐的“叛逆”思想与实践
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永丰人。30岁时中省试第一，却放弃科举入仕的道路。他笃信泰州学派主张，接受王艮“百姓日用即是道”、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的教导，立志走齐家经世之路。他效法其师颜钧，在本家族办“聚和堂”，合族集体吃住，大家平等，族内开办学校，全族子弟集中教育，他“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③。这是以家族共同体进行社会改革试验，企图先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虽属空想，却十分可贵。
正当何心隐全身心办聚和堂的时候，永丰县令强制百姓交纳“皇木银两”，何心隐反对这种额外勒索，“移书诮之”，讥刺了县令，结果被捕入狱。一位官府中的友人设法营救，才获释放。此后，他离开家乡，在外地聚徒讲学。
嘉靖后期，他在北京得罪了权相严嵩，为逃避迫害，易名何心隐，南下福建。之后又去安徽宁国、南京、湖北孝感，再转重庆。万历初年，又遭权相张居正迫害，再次东躲西藏，出川往闽，转至杭州，西走孝感，折往祁门，仍难脱身，被捕入武昌狱中。湖广巡抚王之垣“择健卒痛笞之百余，干笑而已”④，竟被打死狱中，终年63岁。
明末思想家李贽《何心隐论》说：“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又说：“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生者与世异也。”李贽的评论，是对何心隐一生的总结。
何心隐被明朝统治者诬指为“叛逆”、“妖逆”，表明他的思想有背离封建统治的成分。他认为，天地、仁义、人心、太极是等同的。说“仁其原”，又认为“有乾坤而乃有人”，视天地为人的本原。既说“人亦禽兽”，又说“人则仁义”，不仁不义便不是人，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区分明白。关于思维与视听行为的联系，他认为是统一不分先后的，这也值得注意。
对理与欲，他有自己朴实的见解。认为“有是理则实有是事”，事藏于理，理显于事。认为孔孟说的“无欲”应是“寡欲”，他说：“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欲乎?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⑤以寡欲释无欲，显然更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
何心隐主张“与百姓同欲”，认为声音、臭味、安逸等物质享受，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反对道学家将人欲说成罪恶。他认为得人性本有的欲望是“尽天之性”，但必须“有所节”，才能达到“和”。个人的“欲货”、“欲色”，能够“与百姓同欲”结合，尽性与节制结合，就叫“寡欲?”、“育欲”。这是当时劳动者要求生活权利，争取平等的意志反映，有积极意义。
在社会关系领域，何心隐认为，朋友的关系和师弟的关系超越其他的关系，“交尽于友”，“道非师不帱(ｄàｏ，覆盖)”、“学非师不约”。⑥社会应是“君臣友朋相为表里”。他认为，“君”的含义为“均”、“群”，做到了均与群就是“中”，即是说统治原则应是人群的均平合理。要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必须先组织“会”，“聚英才以育之，将使英才布满于下，以待上用”⑦。于是他漫游各省，到处聚徒讲学。张居正禁毁书院，压制讲学，何心隐写《原学原讲》，论辩“必学必讲”、“必不得不学不讲”的理由，坚持抗争。终被诬以“叛逆”，为理想献出了生命。
三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思想及讲学活动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南城县人。幼承家学，笃志儒经，淡泊名利。拜颜山农为师，尽受其学。遍访聂豹、罗洪先、邹守益等学者，也延纳僧道名流，探讨学问，博采众长。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历官太湖县、宁国府及云南省等，所到之处以立乡约、办讲会、重教化为政务，把处理民事与讲学传道结合起来，于讲座上办衙门公事，“令讼者跏趺公庭，敛目观心”，听其讲学，以期自省而息讼。后进京，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触怒权相张居正，被诬以“摇撼朝廷，夹乱名实”之罪，勒令致仕。回乡后，他游安福，趋两浙，入金陵，往来闽、广，依然讲学不辍，所至弟子满座。
罗汝芳治学博采约取，融儒释道三家于一炉。从父罗前峰学王守仁《传习录》，领悟了“致良知”说。师从颜钧，佩服“制欲非体仁”之教，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他提出“赤子之心”的主张，认为人生下来未经世俗影响，其心纯是天理，具备仁、道、孝、弟等道德观念的基础，有慈爱感情的根。因此，圣人是由赤子之心扩充而至的，人人都具有做圣人的条件。他又说，“大道只在此身”，人的视、听、吃喝、早起、夜睡，无一不是“道”的作用和表现。人的良知不会消灭，也不会减少，贤愚的差别只在“觉”、“迷”之间。所以，教化、启发人的自觉，唤醒其本有的良知是特别重要的。
罗汝芳认真履行自己的观点，毕生热衷讲学，向平民百姓讲解自己的主张。任宁国知府时，有兄弟争遗产而致讼，“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⑧。又创“开元会”，向百姓讲学，“罪囚亦令听讲”，借以教化而使之服罪。罗汝芳认为，不应该用严刑峻法处罚百姓，他们有善良本性，应该诱导从善。他曾经说：
窃观五十年来，议律例者则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则日严一日，任稽察、施考讯者则日猛一日。每当堂阶之下，牢狱之间，靓其血肉之淋漓，未尝不鼻酸额蹙，为之叹曰：此非尽人之子与?非曩昔依依父母之怀，恋恋于兄妹之旁者乎?夫岂其皆善于初，而皆不善于今哉?及睹其当疾痛而声必呼父母，觅相依而势必先兄弟，则又信其善于初者，而未必皆不善于今也。⑨
这明显是为下层人民说话，对封建统治的残暴进行谴责，表达了他济世救民的人道主义思想。
罗汝芳的讲学活动，不仅在书院、学校、官衙，而且积极参与组织大型的学术聚会，交流学说，扩大社会影响。他曾向江西全省同志发出集会信函，文曰：
江区赖诸先达讲学立会，在诸郡邑兴起已非一日矣。所少者，通省合并一会。不肖昨吊周巡抚公于省中，获接宗师岩泉徐公，惓惓此意。其时在会诸缙绅共议会于南昌塔寺。归途以告吉安诸缙绅，咸谓省中事体未便，惟永丰地僻路均，且聂泉崖(按，即参与仇校王艮年谱的聂静)兄力任供应。兹幸议定，敬报贵邑诸道宗，更相告约。凡缙绅士夫及高尚隐逸，俱以来年二月中旬为始，悉赴永丰，共成合省大会。诚吾明宗社之福，而吾道大明之庆也。伏冀如期早临，不胜恳祷。⑩
这是四百多年以前的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书，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告诉我们，当时江西的学术界非常活跃，吉安府尤为突出。府县范围的会早已开了不少，现在大家迫切要求召开全省性的学术会。经过筹划，有专人负责膳宿供应，有人负责联络诸位道宗。邀请的有缙绅官员，也有隐逸平民。地点选在永丰，是要避免省府官僚的干扰，有利于传播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
注解：
①《门人私谥议》，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3。
②《颜钧集》卷2，《论三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校点本。
③《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
④《弇州史料》后集，卷35，《嘉隆江湖大侠》。
⑤《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
⑥ 何必隐：《爨桐集》卷2，《师说》。
⑦ 何心隐：《爨桐集》卷1，《原学原讲》。
⑧《明史》卷283，《王畿传附罗汝芳》。
⑨《明儒学案》卷34，《泰州学案三》引《罗近溪语录》。
⑩《近溪子文集》卷5，《柬合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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