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江西儒学的繁盛
明代是江西学术鼎盛时期。书院教育的隆盛，讲学风气的浓烈，以及思想家的涌现，都超越前代。先后辉映的学
术大师，精研经术义理，践行忠孝节义，追求心灵净化，走在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前头。不过，鼎盛过后的衰落，也是很明显的，清代的学术园地中少见江西人士了。
明代江西儒学的盛况，可以从《明史》及《明儒学案》中看出概貌。《明史·儒林传》目录中列举传主113名，其中江西学者34名，占30％。《明儒学案》列学案16宗，江西得3宗，占18.8％；全书分卷62，江西有18.5卷，占29.8％；叙事传主202人，江西为51人，占25.2％；卷首《师说》，标示代表者25位名师，其中崇仁吴与弼、永丰罗伦、安福邹守益、泰和罗钦顺、吉水罗洪先、安福王时槐、新建邓以
、南城罗汝芳、丰城李材9位，皆江西学者，占36％，比例之重，不言而喻。
明初诸儒，都是朱子门人的支流余裔，程朱理学的思想占上风。英宗正统以后，陈宪章、王守仁先后兴起，朱学见衰。尤其是王守仁的良知心学，明显与朱熹思想背道而驰，风靡四方，弟子门徒遍天下，流行百余年，直至明朝后期，笃信程朱的“无复几人矣”[1]。王学的优势地位，实有赖于江西学者之力。黄宗羲指出：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安福(邹守益)、念庵(吉水罗洪先)、两峰(安福刘文敏)、双江(永丰聂豹)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安福王时槐)、思默(南昌万廷言)，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2]
黄氏的这个论断，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史实证明不虚。当时的江西学人，尤其是吉安府(辖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的学人，是思想界最为活跃的群体。黄宗羲写《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学派为重心，仅“江右王门”即占9卷篇幅，这是其他省区无法比较的。如此盛况，究竟利弊怎样，另当别论。就明代的历史实际衡量，应该承认是文化教育繁荣的表现，是思想敏锐、活力充沛的象征。当然，上述各点只是限于理学思想家，尤其是王学系统的情况而言，没有涉及其他学术领域。
二
平民学者吴与弼、胡居仁
吴与弼(1391—1469年)，字子傅，号康斋，崇仁县人。其父溥，攻读儒经，官国子司业、翰林修撰。与弼继承家学，潜心读四书五经、程朱著作，几年不下书楼。矢志经学事业，不去参加科举。中年以后，家境益贫，他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地方官府以至朝廷多次礼聘任官，与弼均坚辞不就，以布衣终生。
与弼居乡教学，弟子从游者甚众。他从日常劳作中随时警策自己，也在细微处启迪生徒。他曾在《日录》中写道：“近晚往邻仓借谷，因思旧债未还，新债又重，此生将何如也?徐又思之，须素位而行，不必计较……然此心极难，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广东陈献章来求学，黎明时分，与弼在簸谷，见献章仍睡未起，遂大声说：“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与弼的学问，是刻苦磨砺中得来，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时省悟，以涵养德性、克己安贫为实地。他居处乡间，关注社会，曾感叹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3]
他的人生态度是，“人生须自重”，“凡事须断以义，计较利害，便非”。“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大抵学者践履工夫，从至难至危处试验过，方始无往不利”。他七十年如一日，安贫乐道，独得圣贤之心，真正是一个去私欲的“纯儒”。
四方求学于与弼的弟子中，著名的有余干胡居仁、广东新会陈献章、江西上饶娄谅。稍后的王守仁、湛若水等则是他再传弟子。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开篇即《崇仁学案》，对吴与弼在明代学术上的开创性地位予以高度评价：“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4]
胡居仁(1434—1484年)，字叔心，号敬斋，余干县人。他绝意科举，奋志儒学，往崇仁师事吴与弼。回乡后筑室于梅溪山中，讲学事亲之外，不问其他俗事。为求增广见识，曾出游闽浙，入金陵，访问求学，取长补短。游历归来，与上饶娄谅、永丰罗伦、南昌张元桢等组织讲会，先在弋阳的龟峰，后又在余干的应天寺举行。曾应地方官和诸生的邀请，主讲于白鹿洞书院、贵溪桐源书院，还曾进饶州淮王府邸讲《易》。其家世代为农，家境萧条，而居仁甘于清苦，自称“以仁义润身”。每日必立课程，详书言行得失，自己考核。事亲至孝，父病，
验其深浅。执亲之丧，水浆不入口，三年不入寝室。笃志儒学，终生布衣。
居仁治学，持敬守道，于静中涵养。他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躬行实践，严责自身，是他与吴与弼的特色。
他传承程朱理学思想，又有所取舍抉择。他认为：人要有主宰，才能动静合于义理，如果“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功夫，动也不是功夫”。所以，他教导弟子说：“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他批评“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的论点，指出这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在理气关系上，胡居仁继承张载气一元论思想，认为万物由气化生，“万物本乎天，天乃气化之主，生物之祖”，“凡有气者尽居天……天只是气”。非常精彩的是，他从水瓶实例中正确地验证这个抽象道理：“天地间无处不是气，砚水瓶须要两孔，一孔出气，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则气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虚器内皆有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5]
对“格物致知”，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既要即物明理而致知，又必须“先立其大”，否则，“学不正，虽熟何益?非但无益，为害最甚”。不仅如此，还必须实行，在日用中体现义理，“实体于身，方能有得。尝谓读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多”。在这里，他强调的是道德对知识的统帅作用，对“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有主次之分。他认定的“正”、“大”，就是“道”、“义”，他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6]
三
罗钦顺的唯物论思想
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吉安府泰和县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又潜心学术，是明中期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困知记》。在政治上，他反对官僚权贵的横征暴敛。他说：“今太仓之粟，化为月课，以入权门者不可胜计。”[7]他认为，要致治必广招贤才，而“由学校作养人才”是当前急务。同时，还要随时变法：“法当变者，不可不变，不变即无由致治”。在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气一元论、理只是气之理的思想。
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是即所谓理也。”又说：“理只是气之理”，“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8]罗钦顺明确地回答了理与气的辩证关系，理只是气的一种运动规律，它不能离开气独立存在，这对程朱学派在理气关系上的唯心论是直接否定。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论也进行了改造，丰富了自己的唯物论思想。“理一分殊”论是程朱从佛教华严宗理论中汲取过来的，说是宇宙中有一个独立的、最高的精神实体“理”，万物都是这个“理”的表现。这是以精神为本原的唯心论。罗钦顺对这个命题重新作了解释。他说：“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则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这话的意思是，人与物都是禀受气而生，都是一气的变化，而成形之后，表现各不相同。他反对把理与气判为二物，认为“理一”存在于具体的事物“分殊”之中，“所谓理一者，须就分殊见得来，方是真切”[9]。他看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由此说到人性，则不彻底，认为“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
在人性论上，罗钦顺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人皆秉一气之理而成，“人性皆善”，无性恶；人的生理欲望是人的天性，“合乎当然之则”，也不是恶。为什么会有恶?他解释说是“恣情纵欲而不知反”，“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10]。将衣食男女与恣纵无节区别开来，这就比较准确而合理地说清了“灭人欲”的意义。
罗钦顺的学术活动时期几乎与王守仁同时，王守仁的心学正在社会上传播，罗钦顺与他进行了直接的辩论，批判他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及“致良知”说。他们的论战以王守仁病卒而中断，但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罗钦顺对佛教的“明心见性”论、顿悟说也作了批判。
罗钦顺治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没有能完全跳出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例如，他仍然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天赋的本性。他认为人心中之理就是天地万物之理，“事物之理与吾心之理一而已矣”，“天人物我所以通贯为一，只是比理而已”。[11]这与朱熹的“心包万理”唯心论没有多大差别。
注解：
[1]《明史》卷282，《儒林传》序。
[2]《明儒学案》卷16，《江右王门学案》序。
[3]《明史》卷282，《吴与弼传》。
[4]《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一》。
[5]《胡文敬公全集》卷4，《居业录》。
[6]《胡文敬公全集》卷4，《居业录》。
[7]《困知记》卷上，见《明儒学案》卷47。
[8]《困知记》卷下。
[9]《困知记》卷下。
[10]《困知记》卷上。
[11]《〈困知记〉续》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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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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