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少怀大志，专注儒学，虽然熟悉日常生活事务，了解物价低昂，能辨货物真伪，却更精心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探研性命义理、伦常道德和治乱兴衰之缘由。他在学术上的名望早已为士大夫传开，而中进士
却迟至34岁，时为乾道八年(1172年)。不过，他未尝以得失为念。
陆九渊关注“正学”，关注南宋统治的情状。他从金溪看到抚州，从抚州看到江西、看到其他路州，发现吏治非常腐败，地方大员“护吏而疾民”，“贿赂所在，无不如志”。他指出，黑暗的吏治日趋严重，“而书生腐儒又以经术为之羽翼，为之干城，沮正救之势，塞惩治之路，潜御其侮，阴助其澜”。他认为：“今之为善者，犹持杯水救车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抢薪者常多……近来胥吏之妙用，专在抑绝赴诉者之路，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而吾得以肆行而无忌。”①陆九渊认为，如此普遍的“害民”弊端的根源，皆因违背了圣贤之道。他所说的“道”是主宰一切的，然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所以，为了除弊，官僚士人必须是“为国、为民、为道义”，朝廷必须实施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这剂“医国四君子汤”。
陆九渊比较短促的一生中，任官理事的时间不长，34岁中进士以后，首任靖安县主簿未到职，继任崇安县主簿，然后为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几年后食祠禄居家讲学。最后任湖北荆门军知军，一年零四个月后即病卒任所。据其弟子杨简所撰行状，他的主要政绩是治理荆门军。
一是虚心查察民情，虽“贱吏走卒亦论以理义”。
二是明慎审案，申严保甲制度。
三是修筑城垒，整饬边防，使南宋与金对峙时代的这个“次边”之地的防务比较坚固。
四是兴利除弊，整顿赋税。荆门近在边境，为防止铜钱流入金朝境内，南宋禁止当地使用铜钱，只流通铁钱。可是民户输纳税钱、役钱，官府只收铜钱。民户必须到衙门去兑换铜钱，多交3分息，而吏胥乘机营利。如此既禁又要，刻剥民户，极不合理。陆九渊认为“制事以义乃当然耳”，不该征收铜钱，“故断然因民之请而尽罢之”。再如征商税，原来每日派吏员在城门路口稽查商贩，进来时验货给“引”，商人持“引”交税；出城时再次复查。本意是要杜绝偷漏税收，而实施中官吏收受贿赂，多所藏隐，违禁物品仍然通行。商人进出之间耗费很多，遂避开大路，多由小路来往，逃过检查，商税务的收入天天缩减。陆九渊改变监视严查的做法，撤除路口查验的官吏，减少正税“援例费”数额，张贴告示，教导商人主动赴商税务纳税。施行的当天税入即有上升。商贩们认为，罢除了“门引”，减轻了“援例”，去掉了大害，不可不诚实自愿纳正税。他们互相转告：买卖须走荆门。由于商贩来往增多，市场交易活跃，饮食旅店等业生意兴隆，于是荆门的“商税增倍，酒税亦如之”。放开通商，得义利兼顾之效。
五是对诸生和士民讲学，以儒道代替迷信。旧俗：每岁上元日，官府设斋醮祷告神灵，所谓“祈福”。陆九渊认为这是虚妄，应革除。届时他给士民讲解《洪范》，教导人们“发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以自己的善良行动换取友好的反馈，比较乞求神灵的保佑，显然更实际、更有说服力，所以听众“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②
陆九渊坚持“正人心”的观点，认为这是为政的先决条件。他躬行实践这个主张，在荆门军做出了成绩。荆南府帅章德茂上表朝廷荐举他，丞相周必大称赞他如古循吏。而他在获悉表彰信息之后，没有阿谀上司，送“私谢之礼”，却是据实汇报荆门军的旱情，以及附近地区粮食运销情况，认为这才符合“事惟其宜，理惟其当”的原则。
注解：
①《象山全集》卷5，《与徐子直二》。以下凡属陆九渊《语录》，均见该全集卷34、35，不具注。
②《象山全集》卷33，《象山先生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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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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