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把“理”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他毫不含糊地认定精神性的“
理”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而且物质性的天地、人、物都是由理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的统治秩序、人群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当然是这个“理”的体现。他说“理”的具体条目“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2]，这就赋予封建伦理道德以永恒、绝对的性质。
朱熹说“理”的时候，还与周敦颐的“太极”联系起来，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3]这样，太极、理、道德三者合一，各从一个角度表述，都具有本原性质，根本上强调了封建统治与道德的终极权威意义。程颢、程颐只讲“理”，周敦颐只讲“太极”，朱熹则兼容互通，并充实以道德，继承中有发展。
对“理”与“气”的关系，朱熹强调理在气先，并认为理与气也是紧连着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4]有先后又不可分，使“理”有无限的普遍性、原始性。
他讲“格物致知”，具有世界是可知的思想。但是他始终没有脱离社会伦理，他说穷事物之理的目的仍然是明天理，所谓“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5]贱视器用学问，只谈道德性命，这是理学的特征，也是它对社会的一个恶劣毒害。朱熹毕生关注的是“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合是如何区处”，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他关于人性的论述也是贯彻这个主旨的。
朱熹认为人皆有“天地之性”，其具体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之类。同时，人人都有“气质之性”，有善恶之分，所以都要接受教育，去掉“人欲”。他在《孟子集注·告子》中说：“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把人性和天理联在一起，使它具有本原性。其次，他沿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分别界定其内容：“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6]这就使人性有了纯粹的天地之性和杂染丑恶的气质之性的区分。不过，他不认为气质之性是“小人”专有，“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7]，人人都有天地之性，只是由于气质禀赋不齐全，因此不是人人都知道所具有的全部至善的本性，便有了善恶之分。故而需要教育，由能够尽其性的君师教给你仁、义、礼、智，你尽力去做，去恶从善，以复其性。朱熹说，这个教化过程，也叫做以“道心”统帅“人心”，以“天理”制胜“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8]。
朱熹的人性论总是和社会政治联系着。他“革尽人欲”的主张，是发端于明天理，发端于践行仁义礼智的目标。这是思想的也是政治的主张，它的直接对象是告诫士人重视“修身”，要成为孝子忠臣，言行符合仁义规范，要革除贪欲，使封建统治维持在适度范围，在良性状态中运转。同时，这个主张也包含着遏制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安于被统治、被剥削地位。
朱熹反复强调读书人必须以圣贤之理指导日常言行，要实行“道理”。实际上许多人读六经只为科举，不去“修身”，所以他不厌其烦地教训门弟子抓紧躬行实践。他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读书须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别人欲与天理，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9]又说：“未知学问，此心浑为人欲；既知学问，则天理自然发现，而人欲渐渐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层，又有一层。大者固不可有，而纤微尤要密察。”[10]
如何区分天理与人欲?朱熹认为二者有联系，要随时谨慎地区别。他说：“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11]“没巴鼻生底”，是南宋时代朱熹师生们的口头俗语，意思可能是无把柄生出来的。
有人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答：“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12]
他也以是与非、公与私作为划分天理人欲的界限。他说：“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13]又说：“义理，身心所自有……能不丧其所有，可以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循其非则为恶。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圣人教人，谆谆不已，只是发明此理。”[14]朱熹这许多论点，表明所谓“去人欲”指的是消除违背“义理”的行为，不是指一般的物质生活问题，他所论说的天理、是、公善，都是以仁义道德为衡量标准的。
朱熹对弟子说的这些教条，不是脱离实际放空炮，是有所感而发的。他提醒“学者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事实是识义理的人少，他对学生们说：“事理只有一个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非者在朝廷，又择其不敢言之甚者为台谏。习以成风，如何做得事。”[15]谈到赋重民困，朱熹说：“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妄费”，临安不知有多少“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间白干消没者何限”[16]!谈到违法乱纪，朱熹说：“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事事都如此无纪纲，人人玩弛，可虑，可虑。”[17]
朱熹自己的言行，依他自己所说是白天读书领会道理，夜里静坐思量，然后依此去做。他在南康军主持救灾赈济饥民，认为“旱灾如此，良由赋敛苛急，民气不和所致”。当时他上疏孝宗皇帝，说国之大本以恤民为本，而要做到恤民，必先“人君正其心术”，然而君心不能自正，必须接受师傅之臣对他进行的先王礼义教育，“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18]涉及吏治问题，朱熹总是激愤地表态，例如说白鹿洞书院的久废不修，“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19]。他热烈赞同陆九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讲演，号召弟子“毋忘陆先生之训”；对腐败之弊进行抨击：“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则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所以自乐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虽廪有余粟，府有余钱，能毋为州里灾害则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20]朱熹表扬玉山刘允迪出私财办学校，正是看重他重民事、尚义理、去私心的德行。他对仕宦的总看法是：“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21]
朱熹革人欲的思想，与正心术、明义理连接成体系，企求端正士风，消除统治弊病，其教化意义应是肯定的。
注解：
[1]《朱子语类》卷1。
[2]《朱子大全》卷49，《答王子合》。
[3]《朱子语类》卷94。
[4]《朱子性理语类》卷1，《理气上》。
[5]《朱子大全》卷39，《答陈齐仲》。
[6]《朱子大全》卷56，《答郑子上》。
[7]《晦庵集》卷74，《玉山讲义》。
[8]《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9]《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0]《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1]《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2]《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3]《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4]《朱子性理语类》卷13，《力行》。
[15]《朱子诸子语类》卷19，《论民》。
[16]《朱子诸子语类》卷19，《论民》。
[17]《朱子诸子语类》卷14，《漳州》。
[18]《晦庵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19]《晦庵集》卷20，《申修白鹿洞书院状》。
[20]《晦庵集》卷80，《玉山刘氏义学记》。
[21]《朱子诸子语类》卷20，《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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