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翁，徽州婺源人，定居于福建建阳。19岁中进士，23岁被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在县兼职办学，常与生员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四年以后，赋闲20余年，倾全力于学术
，探索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之道，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朱学”成为著名学派。50岁时，被命为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知军，重新进入官场。在南康任上两年多时间，讲究荒政，体恤民瘼，整顿赋税，重建白鹿洞书院，政绩卓著。以后任浙东提举一年，漳州知州一年，潭州知州三个月，都力图整肃部内，兴利除弊，但皆受人掣肘，矛盾厉害，来去匆匆，成效不显。最后入朝，命为焕章阁待制、侍讲，仅得40日，便罢退。五年半后病卒，享年71岁。朱熹是大思想家，也是很干练的州县长吏，毕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成就主要是学术，继承程颢、程颐，兼采周敦颐、张载以及佛道思想，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
朱学亦称“闽学”，其发展、成熟与传播，始终离不开江西。
先说地缘关系。婺源为江西之地，不仅是现实行政区所定，更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山水相依的自然联系。婺源在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建县，辖境的一半割自江西乐平县。境内的山峦河溪，与江西浮梁、乐平、德兴结成一体，田地交错，道路交通，航道一线，彼地的木材茶叶与此处的米粮贸易频繁，素有水乳交融的情谊。婺源处在“吴楚分源”界上，既属徽州文化圈，又属江西文化圈，是二者的分界点，又是交汇地。朱熹正是兼容两地文化成果的学术巨人。
再说人缘关系。他在年轻求学、确定志向的时代，便喜读曾巩文章，敬慕不已。他的《跋曾南丰帖》云：“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辞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他写《曾子固年谱序》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他中年以后的这种反省，可见其受曾巩影响之深。
鹅湖之会，使朱熹和陆九渊相知相近，对“朱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时学术思想家形成好多个学派，以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三家最著名。朱陆相互闻名甚久，却未能相识，彼此“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①。这个讯息由吕祖俭(字子约)传给其兄祖谦，吕祖谦遂出面邀请双方在适中的地点——铅山县鹅湖寺聚会，时间为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这次聚会的最大成果，是彼此明白了对方的观点、长处和短处，激发了主动“去短集长”的自觉性。会后，陆注意“教人读书讲学”，朱更加强调德性修养。鹅湖聚会刚结束，朱熹对张栻说：陆氏专务践履，“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②。聚会后第二年，朱熹告诉吕祖谦自己“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③。
朱熹在南康军两年多，从政的实践验证着他的思想，强化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践履重要性的认识。他继续检讨自己的学术活动，并表白在弟子门人面前，写了《答林择之书》、《与吴茂实书》、《答项平父书》、《答陈肤仲书》等，直率地指出“日前讲论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于日用工夫全少点检”的缺陷，决心“深省而痛惩之，亦愿与诸同志勉焉”。朱熹告诫说：“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要求弟子门人正确对待陆学，做到“去其所短，集其所长”。朱熹言行一致，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朱“有服善之诚”，陆“有克己之勇”，坦诚之切磋使他俩更为亲近。陆请朱为其兄写墓志，朱请陆讲学白鹿洞书院。陆讲演了义利之辨，朱表态道：“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于入德之方矣。”④朱学兼容了陆学的长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开始进入博学与笃行并重的成熟阶段。
朱子学说的广泛传播，不论是他生前或身后，都得力于江西学者。在朱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有一批江西学人与之同调，如清江(今江西樟树市)刘靖之、清之兄弟，玉山汪应辰，弋阳陈景思，余干赵汝愚等。登朱门求教，宏传其思想的江西弟子则更多，如李燔、张洽、曹彦约、程端蒙等几十人。陆学的弟子如曹立之、万人杰等，也专程拜访朱熹，虚心参学。朱熹的弟子中有四大宿老，即建昌李燔、清江张洽、顺昌廖德明、邵武李方子，赣闽各得一半。李燔与朱熹女婿黄榦齐名，朱熹曾寄予厚望：“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⑤李燔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托，出任白鹿洞书院山长，得到学者云集、讲学大盛的效果。他的弟子魏了翁承其余绪，在蜀“开门授徒”，使朱学在四川传播开来。
朱熹对张洽的期望很高，他在黄榦面前赞赏张洽说：“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⑥
朱熹的讲学活动，大量在江西进行，除铅山县、南康军之外，居留并讲学过的州县还有信州上饶、玉山、弋阳、贵溪等县，饶州的德兴、乐平、安仁(今余江)、余干等县，建昌军的南城、新城(今黎川)等县，洪州的南昌、新建、丰城等县，临江军的清江、新
、新喻等县，袁州的宜春、分宜、萍乡等县。频繁讲学，广泛交友，与江西士大夫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朱熹晚年是在“庆元党禁”的逆境中结束的。衰病而忧愤的朱熹，寄书新喻章颖：
世道反复，已足流泪，而握其事者怒犹未已。然宗社有灵，公论未泯。异日必有任是责者。非公，吾谁望耶?⑦
朱熹之所以对章颖寄以厚望，是因他博学重践履，立朝被誉为“好谏官”，虽屡遭权臣沮抑，却风节不为穷达所移。
注解：
①《晦庵集》卷47，《答吕子约》。
②《晦庵集》卷31，《答张敬夫》。
③《晦庵集》卷30，《答吕伯恭书》。
④
明《白鹿洞书院新志》卷5，《书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
⑤《宋史》卷430，《李燔传》。
⑥《宋史》卷430，《张洽传》。
⑦《宋史》卷404，《章颖传》。
网页编辑
陈海霞
内容把关 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