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圣贤，探寻义理，是宋代学者的特色，刘敞是其中的杰出者。
刘敞(1019—1068年)，字原甫，新喻人。北宋仁宗庆历进士廷试第一，当年编排官王尧臣是其内兄，他以亲
嫌主动退让，乃以为第二。敞学问博洽，自佛老、卜筮、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文章敏赡，议论宏富，考研先儒著述，折衷六经旨要，多有创见。对《春秋》三传的研究尤为精审。
刘氏治经有家学传统。敞祖父刘式，酷好学问，曾辞家深居庐山，潜心读书，“治左氏、公羊、谷梁春秋，旁出入他经。积五六年不归，其业益精”。南唐开科取士，刘式“以明经举第一”。其父也以文学成名，进士及第。刘敞继承祖业，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三种。他在《春秋权衡》序言中说：“春秋一也，而传之者三家，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①，皆因轻重失准。因此，他在书中评议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得失，旁及众家注疏，进退诸说，断以己意，重新诠释经文含义。他举例说，《春秋》三传中有的记载是传闻的、疑似性的，如说子贡游说诸侯，号为安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彭祖最寿，800余岁；徐偃王有筋而无骨；鲁阳公与韩战，怒而挥戈，日退三舍，等等。后世“学者信而不论，论者昏而不谕”，结果伪谬流传，将“日退三舍”的“日”解作太阳，把出于议论比兴的话语(“有筋无骨”)当成事实。对彭祖之寿也不能信以为真。刘敞分析说：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里所谓的老彭，应指“古述作士”。他记述上自五帝，下及五霸，前后800年间的事，好比《春秋》记事242年，《史记》述黄帝以来3
000余岁，不能因此说仲尼与鲁隐公并生，太史公与黄帝俱壮，“其书则然也”。众多事例证明：“言远而伪，道散而惑，三皇之事，万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笃学而心知其道者，岂足胜论哉。”②这就是刘敞对经传古史的总看法。
刘敞精研《春秋》，考究孔子笔削大义，于是又精通礼制，反过来又有利于他更好地把握经义。四库馆臣说：“叶梦得作《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尤诋孙复尊王发微，谓其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唯于敞则推其渊源之正。盖敞邃于礼，故是书(按，指《春秋权衡》)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孙)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征实之一验也。”③立论重在证实，对经典不盲从，是刘敞治学的特点。他对礼制典籍研读所得的结论是：“今之礼，非纯经也。周道衰，孔子没，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至汉而始备，其间多六国秦汉之制，离文断句，统一不明。惟《曾子问》(按，见《礼记》第七)一篇最详而又不信。”④
刘敞的经学思想也不是完美至善的，还有偏执保守的部分。如说“古之君子务畏天命，而不务知天命”，日蚀必可畏，天子必当伐鼓以救日；又认为分封诸侯是圣人的仁义德政，“封建者，道也；郡县者，利也。封建者，公也；郡县者，私也……封建作而仁义行焉，郡县立而刑名制焉”。⑤其次，刘敞权衡考校《春秋》三传，也有不严谨之处，有时甚至改动原文，减损字句，且经传连书，造成混淆，开宋儒改经的先例。就总体而论，刘敞“得经意为多”。在北宋学者中，出新意解说《春秋》自孙复、刘敞开始，但孙复“几于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故所训释为远胜于复焉”⑥，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北宋后期，兴起元祐党禁，一批大臣、学者被实施政治压制，刘敞的儿子奉世也被列其中，士人吓得不敢研读这批人的著作。然而，临川邓名世“独酷嗜”《春秋》学，虽然几次考试都因引用《春秋》而失败，仍坚持不变，“益研习经史，考三传同异，往往为诸儒所未到”，著有《春秋四谱》、《春秋论说》、《春秋类史》等书。
庐陵萧楚，是正气凛然的《春秋》学家，著有《春秋辨疑》一书。他于绍圣(1094—1098年)中游太学，贡礼部，不第。此时蔡京正专制朝政，萧楚愤嫉其奸，认为蔡京将成为宋朝的王莽，誓不出仕，归家著书，专攻《春秋》，阐扬权柄应归朝廷、深戒威福下移的主旨。他这是“为权奸柄国而发，而持论正大，实有合尼山(指孔丘)笔削之义”。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萧楚的学生胡铨以《春秋》登第归来，拜见先生，萧楚对他说：“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我《春秋》乃佳。”胡铨牢记师训，躬行实践，后来他上疏直责高宗向金人屈膝乞和，弹劾秦桧卖国，是“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⑦，提出斩秦桧之头以平民愤，“孤忠谠论，震耀千秋，则其师弟之于《春秋》，非徒以口讲耳受者矣”⑧。不务虚言，空谈义理，而是笃行于社会生活实践，这是十分可贵的传统。
注解：
① 刘敞：《公是集》卷34。
②《公是集》卷47，《杂著·启疑》。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6，《春秋权衡》条。
④《公是集》卷46，《疑礼》。
⑤《公是集》卷40，《封建论》。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6，春秋类一，《春秋传》。
⑦《宋史》卷374，《胡铨传》。
⑧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45，见《范许诸儒学案·伊川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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