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而自然界是“道”的本体。他说：“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又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道、天的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这个元气，是自然的。他在《老子》一文中说：“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
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可见，他说的道、天、元气、自然，含义相同，都是客观物质性的概念。
他认为，万物的化生，是道分阴阳二气，再化为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由这五种元素演化成万事万物，这叫“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王安石关于世界本原和万物生成的这些论述，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世界是物质性这个基本点出发，王安石进而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着的。他明确指出：“尚变者，天道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夫哉”?他的《字说》解释“除”字的含义是：“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不论是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都处在不停顿的新故相除即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由此得出结论：“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①
事物变化的动因，王安石认为是其本身“有耦”、“有对”，而且“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②。耦即偶，指事物的配偶，相互联系。有与无、难与易、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等等，“皆不免有所对”，是事物之间相互对立的两面，既联系又对立，万事万物便变化无穷。尤为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渐变与突变的不同形态，指出“因形移易谓之变，离形顿革谓之化”③，把因形的移易与离形的顿革区别得很清楚，这是精彩的辩证分析。
王安石的认识论也是符合唯物主义原理的。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可以认识的，“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日月星辰，山川大地，社会财富等类，都可计量认定。究竟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要依赖思维。正如王安石强调博览诸子百家的时候，要以义理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在涉及认识论问题时，主张善视、善听，“以思为主”。
关于人性论，王安石认为先有形体，后有人性，否定有先天的人性，反对所谓君子性善、小人性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说：“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④他赞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不同意孟子、荀子、扬雄、韩非诸人关于性善、性恶的说法。性无善恶之分，情则有喜、怒、哀、乐、好、恶、欲之别，当此七者发泄于外而见于行，表现为“情”才有善恶区别。行动恰当其理，是圣贤；违背了理，即是小人。因此，所谓“上智”、“下愚”，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的实践造成的，“非生而不可移也”⑤。
由性而说及命，王安石坚持他的实践观点。他举例说，一个人的才德当处于贱，却反处于贵；其行当得大祸，而反得大福。如孔子有大德，却困于乱世，求有所用而不得，这就是“命”。“所谓命者，盖以谓命之于天”，非人力所致。因此，王安石指出：“是以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在承认有人力不可抗拒的、反常的事象前提下，转而强调主观努力的意义，引导人们立志修身，立志治国平天下，这是王安石的特色。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支撑着他实施变法，改革弊政，发挥出“三不畏”精神。他追求先王道德义理，抓住权时之变的精髓，致力于礼、乐、刑、政四术，惟务“修成万物”。当形势变化，新法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他没有屈志媚俗，毅然退归山林。其理论与实践，如水流行，“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⑥
注解：
①《非礼之礼》，见《王安石全集》卷67。
②《洪范传》，见《王安石全集》卷65。
③《二程粹言》卷上，《论道篇》引。
④《原性》，见《王安石全集》卷68。
⑤《性说》，见《王安石全集》卷68。
⑥《禄隐》，见《王安石全集》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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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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