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5年)，字介甫，临川人。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政治改革家，宋学的杰出代表者。他经邦治国的才干，得益于学术上能博采兼收，突破门户局限，有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他精通儒学，又不局限于儒经，能
够泛滥于诸子百家。他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①
王安石
王安石手迹
读百家书，求教于农工，都是为把握儒经“大体”，获得经世致用的本领。为此，一要学得经典的义理，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二要广博地求学，并不耻于向农夫女工求教。王安石告诉人们说：闽人石仲卿“于进士中名知经，往往脱传注而得经所以云之意”②。他自己更是力求如此，对于“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独立思考，阐发诸经的义理内涵。他的主张是：“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③探求义理，要有睿智，要有勇气，不能盲从迷信，必须善于抉择。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合作撰著《周礼义》、《诗义》、《书义》即简称的《三经新义》，是其尽力揭示经籍“微言奥义”的明证。他在《周礼义序》中说：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④
对儒经的义蕴“训而发之”很难，要用以“立政造事”，即用以指导现时的政治就更难，而王安石自己竭尽才力做这件难事，足见他通经致用的坚强决心。在《诗义序》、《书义序》中，王安石分别点出《诗经》的主旨是“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读《尚书》则是要“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由此可见，他阐发这些经籍义理，是要人懂得儒经大体，并据以实践“立政造事”。
王安石清楚地认识到，只读儒经，不看诸子百家，就不可能触类旁通，相互启发，取长补短，最终掌握不了儒经的“大体”。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和王安石等大臣谈论太学考试的事情，王安石坦率地说：“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⑤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申述了相同的观点，如《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说：“道之不一久矣”，“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⑥王安石不满意圣人之道分裂为八九的现状，决心做“一道德”的事业。他不以简单而褊狭的见解去压制其他思想学说，而是博采诸家，兼容佛道的思想资料，取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合义理：“苟合于理”，即吸取；如果背离，则舍弃。
王安石喜欢谈老、庄，对其思想有自己的鉴别。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而足下谓老、庄潜心于神仙，疑非老、庄之实……虽不及神仙，而其说亦不皆合于经……”⑦在《老子》专论中，王安石举出了不合理的实例。他说：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之力而后万物以成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⑧
王安石没有因博观诸子而动摇儒家的阵地，弘扬义理的全部努力都是为致治。
注解：
①《答曾子固书》，见《临川文集》卷73。
②《石仲卿字序》，见《王安石全集》卷8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
③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6，《曾子固讽舒王嗜佛》。
④《王安石全集》卷84。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甲午。
⑥《王安石全集》卷83。
⑦《答陈妮书》，见《王安石全集》卷77。
⑧《王安石全集》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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