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为政廉能，“堪充刑狱钱谷繁任使”，“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社会世事多乖，真伪杂糅，经验使他特别看重名节操守，绝不能有丝毫同流合污的痕迹。他写《爱莲说》，独重“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钟爱它“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
特征，称赞“莲，花之君子者也”。他借物咏志，抒发了对人生的态度和对自身的规范。与《爱莲说》呼应的《拙赋》，直率地表白出他的处世准则。
周敦颐被“对移”到偏远穷荒的永州之后，依旧追求“风清弊绝”的目标。或说他“拙”，他答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于是他写《拙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由崇尚君子品德，延伸到以诚信为本，圣贤可修养而至。周敦颐发展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观点，提出养心不能止于寡欲，须“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贪欲不以多少论，只有达到“无”的境地，才能诚明而贤圣。由此他认为：“贤圣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①圣贤不是天生的，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而达到。这就在人性论上突破了先验论的束缚。
诚，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周敦颐的《通书》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他引用《易经》的论点，把“诚”由道德范畴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万物的产生与变化，都有“诚”在其中起关键作用，这个诚便具备了事物的本质属性。质的规定性使事物具有稳定性。所以，他又说：“寂然不动，诚也。”充分阐发“诚”的本原性意义，目的是定出规范社会人群行为的终极性界限。因此，万物原始性的“诚”落实到了人，他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即仁、义、礼、智、信和孝、悌、忠、信等伦常道德。这一系列的伦常要求，如果离开了诚，便不得其正，势必陷入邪暗闭塞。圣人之所以圣，就是能在五常百行间精诚中正。
“动而正曰道”，“故君子慎动”。一切行动要符合正道，而正道的标准即五常，“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
如何使人的行为符合正道呢?周敦颐认为，只有强化教育，尊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②
周敦颐的言与行是一致的，但是社会实际往往使他碰壁。然而他坚持自己的志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名节自高，寓怀于尘埃之外，安居而终老于庐山，正所谓形骸归此，适其所愿。
注解：
①《周敦颐全书》卷5，《杂著·养心亭说》。
②
以上引文均见《周敦颐全书》卷3，《通书》第一至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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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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