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观之，传统社会的转型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以欧洲式的现代转型，它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生型”；而对于欧洲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欧洲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其现代化呈“
外发次生型”。欧洲以外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过程，又大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奢侈入侵之前，土著人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其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另一种类型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如埃及、印度、中国、日本等，都有着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度虽仍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要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1]
毫无疑问，荆楚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一样，都属于“外发次生型”的后一种类型。由于这种转型是受到外来的西方论的冲击而发生的，所以各地区之间转型之起步时间的早晚、文化转型的进程，就与西方殖民者势力进入的早晚及其影响的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各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受到西方殖民者进入这一地区的先后及其势力大小的制约。在中国各大区域中，东南沿海地区最先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因而其现代化的起步也最早。荆楚地区地处长江中游，通过长江这一黄金水道与沿海相通，海轮并可直接沿长江进入这一地区，所以是仅次于东南沿海的西方殖民者最早进入的又一地区。因此之故，在全国范围看，荆楚地区是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同时，由于张之洞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苦心经营，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在当时都处于全国先进行列。
当然，传统文化转型的进程不仅仅受到外来冲击之先后与强度的制约，还受到固有的文化结构的制约。荆楚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决定了其固有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也使荆楚文化对异质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一特征在荆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荆楚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使荆楚地区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相对于内地其他地区而言较少有障碍。同时，由于荆楚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文化转型、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同样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从而使本已错综复杂的现代化进程更为复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荆楚地区可以说是站在全国各地区的最前列，它仅次于沿海地区，是内地转型起步最早、水平最高的地区。这是荆楚文化转型的第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转型期的荆楚文化在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内地各地域传统文化转型的典型和先锋，而且还带动或促进了周围地区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对于中州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的转型有很大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同时，作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一种地区类型，它与沿海地带并驾齐驱，又各有特点，互相促进，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
荆楚文化转型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政治思想和政治变革的先进性。荆楚地区政治思想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谭嗣同的政治理想。在19世纪末，他就表达了地球上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渴望——这样一种社会将充满生气和活力、不断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它也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幻想出发，谭嗣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评，他猛烈攻击传统的君主制，将它描述为最黑暗的专制主义、压抑人类的能力与情感。他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秩序方面，还扩大到对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五常)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儒家看来，人类全部关系中最为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臣这种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这三者构成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传统的社会只能日就枯萎和堕落。因此，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破三纲五常这一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
虽然谭嗣同并没有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可能付诸实现，但其政治思想的先进性仍然是无可怀疑的。而在谭嗣同提出其政治理想的同时，在湖南由巡抚陈宝箴以及黄遵宪、江标等官员所主持的湖南维新运动则在政治结构的变革与具体操作方面领先于全国走出了先行的一步。正是在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梁启超、唐才常等开始尝试着提倡一定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一些更为激进的湖南人甚至开始考虑采取脱离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地方自治思想的萌芽与当时广为泛滥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并借助于晚清以来地方督抚权力的增长，而逐渐成长起来，从而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中各省乃至各府州、各县的独立浪潮。地方自治思想的产生及其具体运作，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地方自治在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常常被军阀们作为地方割据的借口，但并不能因此而低估它对于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冲击作用。而在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中，湖南始终站在最前列，并多少推行了一些民主政策，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两湖地区政治思想的先进性在“五四”之后大批涌现的两湖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两湖地区特别是武汉与长沙是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并得到良好发展的地区之一，在“五四”运动后，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继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组建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到20年代中期，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向警予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基本走向成熟，并在革命大潮中崭露头角。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历程中，两湖地区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二七大罢工”到秋收起义，从湘赣根据地的创建到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两湖地区都走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头。
第三，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因为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打断中华文化自身进程的情形下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因而其任务是多重的、交叉的。西方人数百年间解决的问题，一齐积压到一个世纪间，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是无法想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发展进程与发展水平存在着诸多差异，各地域文化的内部结构、走向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其现代化道路各有差异。在荆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这种复杂性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复杂性，可以说是荆楚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
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如何构建自己的新文化的态度与道路的抉择方面。一般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文化保守主义(或称之为“文化守成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主要的道路，这三种道路在荆楚地区都有自己典型的代表，在社会上也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其相互之间也不断地分化离合，甚至是相互转化，互相融合。虽然总的说来，在荆楚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化观和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的文化观，特别是后者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最为巨大，并最终决定了现代化运动的方向乃至于方式，但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也未可轻视。在众多的文化保守主义大师中，熊十力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伟大的人格及其融会佛儒、会通中西的“新唯识论”哲学而占有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在传统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也常常是一般民众在未受到革命教育前一种普遍的情感取向，正因为此，文化保守主义在很多时候都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荆楚文化转型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现代化进程的区域与阶层差异方面，其中又最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差别上。一方面，以城市为中心，近代或现代工商业逐步发展，并逐步确立了其对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势控制，其文化的主导部分迅速西方化或者向西方化演进，从城市面貌、社会结构，到城市人群的行为方式、社会风貌，以至于语言、娱乐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在很长的时间内则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方式也都一仍其旧。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严重不平衡，而此种不平衡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总之，荆楚传统文化的转型既具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般特征，又有一些独特的区域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地域文化，在转型的过程中，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相一致的一般特征是主要的，其地域特征是一般特征在具体地域的具体表现，处于次要的、附属性的地位。
注解：
[1]
参阅冯天瑜：《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刍议》，见所著《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11页。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