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观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观。毛泽东和恽代英的思想转变就颇有代表性。
新文化运动不同于前此历次运动之处在于，它是从文化心理角度探寻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在孔教
这一“偶像”被打倒以后，如何更深入地打破传统人格，造就新的文化主体，实现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是新文化人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杨昌济的学生毛泽东是这一时期湖南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湖南一师正是全省传播新文化的一大阵地。他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常反复阅读，并抄摘某些文章中的精粹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支持力量和追慕者，他自己也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十分精彩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受他的老师杨昌济以及陈独秀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同样重视伦理学，认为封建思想是黑暗社会存在的总根源，它“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而清除旧意识必须从伦理学和哲学入手，改造国人的思想，同时改造西方思想，因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2]。
毛泽东对德国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伦理学体系》中部分章节)一书所作的批注，表明了早期毛泽东的伦理道德观。在他写的批注中，倡导的是一种新的伦理思想，他主张以“主观之道德律”取代封建的道德规范，以人性取代神性。他认为昔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观，是借神的命令来推行，今人“服从神不如服从己，己即神也”。他的“主观之道德律”，虽然有唯心色彩，却是要求解除思想束缚的反映。针对旧时代人的个性受压抑的事实，他极力张扬个人价值观，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3]并说自己从前是无我论者，认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现在才知道“我即宇宙”。这可看做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他还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实现自我，要将我们身体及精神的能力，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他在《体育之研究》中，便强调伸张人的本性中最伟大的力量，本性之外的一切外铄的事物，如制裁、束缚等都应以本性中至大的动力排除它。毛泽东将现实主义与个人主义视为他在伦理学上的两大主张，所谓现实主义“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主观与客观的和谐一致。他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来呼唤独立的人格，这是偶像破坏之后新文化人普遍的追求，是新文化人的出路所在。
和毛泽东一样注重创建新伦理观的还有湖北的新文化人士恽代英。1915年以后，在湖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华大学，形成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湖北武昌人恽代英(1895～1931年)虽然还是中华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宣传者，他的伦理观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性。他深感军阀统治的黑暗，是多数国民的不自觉所养成，因此主张从自己做起，从“小德”做起，解决伦理问题。他以“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道德准则，“凡道德之行为，其结果常足以致自身之利益，故凡为自身谋幸福者，自然趋而为善。”“人类非为国家社会家庭而生存，故凡人类之所为国家社会家庭者，皆所以自为也。”[4]但是，他并不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自己)利己之原理，卫生、勤俭、敬、勇、诚、求智、自我实现之原理。(对于家庭)合居与分居，互尊人权，互尊财权，衣食住之安适……(对于社会)利他之原理，师长、朋友，集会社，谋公益，牺牲生命。”[5]恽代英所言利己，是对抹杀个性的封建伦理观的反驳，而对西方文明的剖析，使他不可能无条件地赞扬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他认为，人类有两种善的行为，一种是为自身谋幸福，另一种是由“天生同情之本能”[6]引发的利他的行为。在人的个性自由的同时，社会也需要利他的行为，此时纵使牺牲生命也不应吝惜。为祖国牺牲生命的行为，就不是“仅自利之说所得而解说矣”，“彼非先以利他为德，则彼安知此等之牺牲为足以成大德?”[7]恽氏是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传统中墨家的利他思想融合到了一起。
毛泽东和恽代英都希望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一种新的哲学、伦理学体系，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8]，并将这一问题提到了“大本大源”的高度来看待。因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陶冶出一种文化的基本特质，这些文化观念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可以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恽代英正是以新思想为蓝本，提出了改良社会的具体措施。他说：“吾好为未来之语言……又改良学校，改良家庭，改良报纸，改良社会等语。”只是“每非常人所信，虽妻子有不喻者。吾志之坚、行之笃。”[9]关于学校教育，恽代英始终都是积极的改革者，1918年当他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做了中学部主任，致力于该部的教育改革。他鼓励在学习之外的自由研究，主张广设图书馆；他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提倡国文课采用白话文，并在教法上使用启发式的方法；他主张学生接受全面的教育，要从实践中学习，反对将图画、手工、体操作为随意科，鼓励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并开垦校园中的荒地。他自己担任了国文、英文课的教学，还与学生一道运动、郊游、演戏。1920年秋天，他应邀去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他的新观念和新教法，同样受到学生好评，他自己就是一个新型的教育家。
恽代英认为，家庭改良对于社会改良无疑极为重要，“在眼前的中国，家庭是恶习惯的渊薮，旧思想的结晶，纯洁的少年，不能相处而安”[10]，改革的目标是家庭的“立宪”和“科学”。家庭的“立宪”是指对人权的尊重，“科学”的家庭要求讲究卫生，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翻译了不少关于科学生活方式和家庭教育的启蒙文章，如《户外生活》、《卫生之婴儿哺乳法》、《细菌致病法》、《司通勒夫人之教育学说》、《自然之母教》等，在191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他拟定了《中国家庭改良议》的纲目，全五章。上述种种都能想见他极为重视正确的科学知识，反映出一个启蒙者的真性情。
报纸的改良方向是赋予它舆论监督的作用，恽代英主张“报纸中加地方批评一栏，任人投稿，论地方上事，虽一电灯之不明，一便池之不洁，均可投稿。而投稿者，各负文字之责任。……如此则各方面皆将赖报纸之监督而发达”[11]。
风俗的改良，“为救国惟一要事，风俗既正，一国之治理乃有基础可言”[12]，恽代英对此颇为重视。他在1917年成立互助社时，就提倡“六不主义”，即不赌博，不买妓女，不吸烟，不喝酒，不讲假话，不搞“夹带”(指考场夹带)，后来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又加上了不坐黄包车，不买仇货两条。如果联系湖南新民学会的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可知两湖地区社会上乃至知识界风气颓丧之实情。恽代英不仅坚持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当日的行为，也在互助社中要求大家养成良好的品行。互助社每次开展活动前，都要宣读《互励文》：“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13]互助社的新风尚带动了一部分先进青年的成长，恽代英又办起了利群书社、共存社，使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和德行有了提高，这种精神甚至被人们誉为“武昌式的精神”。恽氏也将他毕生所实践的此种精神带到了他后来工作的皖南、川南、成都、上海、广州等地。他的互助社的同事廖焕星，在1918年回到家乡湖南衡阳，也组织了一个新城端风团，办起了机关杂志《端风》，旨在引导人民追求良好端正的风俗。恽代英为此在《端风》创刊号上发表《向上》一文，认为人应该经常自觉地追求进步，有不断向上的精神，“山虽高，没有爬不上的；路虽远，没有走不到的”[14]，只要有向上的实践，没有人能限制我们的事功德业。
社会变革的前行方向是达成理想的社会，然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尚不明朗而又存歧义的问题。恽在他的处女作《义务论》(1914年)中，主张的社会理想面貌是“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人人无言权利，无言竞争”，只要人们服膺于义务说，则私有制度不期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自现，而竞争所带来的文明是“罪恶的渊薮”[15]。两年后，他在《原分》一文中开始对权利论有所肯定，但指出享有权利和尽义务都应有一种限度。恽代英洞悉近代欧美文明中事物异化的一面，故更倾向于义务说，而放弃权利论，并力图“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16]。显然，他对于人的道德自觉有估计过高的倾向，他的理想社会也附着了空想的色彩。可是两湖新文化人士为挽救中国文明、实现少年中国宏愿所进行的探索无疑是极具文化价值的大事。
恽代英实践理想社会的行为是以组成互助社为起点的。1917年10月，由恽代英等4人组成“互助社”，取义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新进化论思想，其宗旨为“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进步社团，也是一个重视思想修养的团体。成员们每天聚会半小时至1小时，检束身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在戒约中规定，“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17]社团的活动为成员们荡涤了精神的烦恼。一个月后，互助社的成员发展到19人。他们的结社行为在当时却遭到了非议。后来，恽代英谈起办社的行为，认为“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主义的信仰”，“我们组织这个团体，还不过是一方督促自己学业品行上的进步，一方帮助朋友，有时亦做一点为社会国家的事情”[18]。
凭着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热烈憧憬，又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启发，1920年初，恽代英在辞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的职务后，办起了利群书社。这是武昌进步社团的一个联合组织，它包容了互助社以及在它影响下成立的其他团体如辅仁社、日新社、健学会等团体的大部分成员。书社的一切事务由成员自己承担，做的是新文化事业，实行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他们介绍自己组织财产共有的新生活、创办书社的目的时说：“(一)有一个独立的事业；(二)有一个生产的事业；(三)有一个合理些的生活；(四)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六)有一个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19]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他的办法，初步是共同生活与书报贩卖。”[20]书社出版过3期油印刊物《我们的》，接着又出版了《互助》月刊。利群书社成为武昌地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1920年10月，恽代英在《互助》第一期上发表《未来之梦》一文，继续描绘他的理想社会。他感到新村是错了的，“想逆经济潮流与资本家争胜，这是工读互助团的复辙”，于是想组织合理限度劳动的工厂，建设自己的“资本团体”，与资本家决斗。他说：“固然我们可以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方法。但我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仅仅靠鼓动争夺的单纯天性，总还不够。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21]他希望在湖南衡阳找到一块实现“未来之梦”的活动基地，实施乡村实业计划。然而，实践理想的过程使他感到灰心，他到处碰壁，疲惫不堪。他的好友刘仁静在同年12月从北京来函，提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乡村企业不可靠，中国的社会变革只有流血一条路。利群书社内部也曾对“共同生活”有过论争，林育南即批评“未来之梦”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实现的必要，靠共同生活把全世界变成社会主义的天国和靠组织合理限度劳动的工厂打破资产阶级，是一种空想。此时的恽代英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赞成他们的观点。几年后，他反观这段生活时说：“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于是做了一篇《未来之梦》……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像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22]
恽代英思想上的转折出现于1921年。这一年夏季，利群书社在黄冈林家大湾召开会议，决定组成共存社。他们表示拥护苏俄，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赞成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湖南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文化书社也派易礼容参加了此次会议。不久，恽代英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便号召成员加入共产党，利群书社宣告结束。恽代英自此开始了他由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2年上半年，恽代英撰文反思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认为当时办生产事业一方面不免窃取资本家的伎俩，以维持小生产，另一方面却备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连小生产的一点根基也难以保全，他明确提出，“我们应得如何改造旧社会?我们应得利用一种力量。……这只有群众的力量。”[23]显然，他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认识，要晚于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但是，他以及他组织的利群书社对武汉地区的知识青年有过广泛的影响，对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起过积极作用。
新社团是新文化运动造就的必然果实。在恽代英创立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社团的同时，湖南也出现了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组织。1918年4月，还是湖南一师学生的毛泽东，和同学(有的已毕业任教员)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等13个热血青年一道，在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中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所谓“新民”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及反旧制度，主革新，为人民之意”，[24]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与北京、武汉以及全国的新文化人士注重伦理革命的立场是一致的。会章要求会员集中的地方，应组织谈话会，散居的会员则用通信来报告研究心得。学会成立后，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的进步青年也加入进来，会员发展到80人左右。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6月，毛泽东等人于湖南一师毕业，在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中，新民学会决定投入赴法运动。1919年至1920年，学会中有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近20人来到法国，人数之多居各省之冠。此次赴法留学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为湖南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条件，打破了知识分子中安常守故的思想习惯，使他们真切地触摸到西方思想的脉搏。蔡和森一行走后，国内新民学会的工作便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主持。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任小学教师的毛泽东立即召开学会会议，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及时创办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仅在7月下旬这半个月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就达41篇，他宣传新观念，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有力地传播了新思想。
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外仍然坚持开展活动，他们商定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在如何改造上尚有分歧。毛泽东支持蔡和森的观点，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认为温和改革的意见在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却做不到。这时，新民学会由一个学术组织、重修养的团体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组织之一。至此，两湖新文化人投身的这场由探寻中国文化出路、革新思想而起的运动，便朝着实际的政治改革运动的方向发展。
在传播新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在1920年的8～9月间，联合新民学会的易礼容、彭璜、何叔衡等人办起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说：“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25]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公众介绍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使民众明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书社最畅销的杂志有《新青年》、《劳动界》和《新生活》等，最畅销的书籍是《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试验论理学》、《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主义史》等。书社在各县设置了分社和贩卖部，业务范围涉及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福州等地的报刊图书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约有60～70处之多。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希望由新材料带来新研究，进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26]。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即观念层面的变革。在彻底打破传统文化以后，构筑新的文化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方案，而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魅力为中国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中国广泛流传。荆楚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下半年，当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不久，湖北、湖南就相继在武汉和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在国内6个党小组中，荆楚占有2个。出席会议的13位代表中，荆楚籍的就有8位，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分别为湖南、湖北的代表，李达当选为中央机关——中央局三位负责人之一(宣传主任)。会议最初也是在湖北籍人李汉俊的上海寓所召开的。凡此说明荆楚地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地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尤其是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艰辛的摸索中，终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了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取得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解：
[1]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2] 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3] 《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4] 《我之人生观》，《光华学报》第2年第2期。
[5] 《恽代英日记》第1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6] 《义务论》(1914年10月1日)，《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7] 《我之人生观》，《光华学报》第2年第2期。
[8] 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9] 《恽代英日记》第23页。
[10]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7月9日)，《恽代英文集》(上卷)。
[11] 《恽代英日记》第406页。
[12] 《恽代英日记》第205页。
[13]
《互助社的第一年》，《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
[14]
《向上》，见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三联书店，1959年。
[15] 《义务论》，《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 《恽代英日记》19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17] 《互助社的第一年》，《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
[18] 《应该怎样开步走?》(1925年9月21日)，《恽代英文集》(下卷)。
[19]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
[20] 《恽代英日记》第678页。
[21] 《未来之梦》(1920年10月)，《恽代英文集》(上卷)。
[22] 《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1926年2月20日)，《恽代英文集》(下卷)。
[23]
《为少年中国学会进一解》，《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一期，1922年6月1日。见于《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4]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
[25]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节录)。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26] 《发起文化书社》，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1日。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