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1917年俄国十月(俄历，公历为11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亦有助于遏止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同盟国集团失败，协约国集团胜利。1919年1～6月，世界和平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代表作为战胜国成员出席会议，在会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止日本政府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日本在山东掠夺的各种权利。这些正义的要求遭到拒绝，而北洋政府还打算参加和约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场新的反帝爱国运动于1919年5月4日率先在北京爆发。北京学生3
000余人集会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曹汝霖、陆宗舆(分别为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驻日公使)及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学生的行动遭到北洋军政府镇压，而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荆楚人民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动向，还在5月1日，汉口《大汉报》就发表了《均势与瓜分》的短评，表达荆楚人民对外交失败的愤慨。5月6日，《汉口新闻报》率先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武汉学生于当晚即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湖南报界及长沙学生则对军阀张敬尧扣留电报新闻十分愤恼，5月7日举行游行，湖南《大公报》亦于5月9日报道了北京“五四”学生爱国游行情况。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多次集合游行。北京和两湖学生的爱国行动还得到两湖各界的支持和回应。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爱国行动，北洋军政府百般阻拦和镇压，6月1日、3日湖北督军王占元禀承北洋军政府的旨意，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两次惨案。北洋军政府也于6月3～4日在北京大批逮捕学生，于是抗议和谴责之声四起。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武汉长沙也出现了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以声援北京学生和两湖学生运动。北洋军政府迫于压力，先后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本身具有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双重性，它既是近代中国政治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界标。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用资本主义文化去取代封建主义文化，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巴黎和会又使人们进一步看透了列强的本质。五四运动的实践表明，在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变迁的大潮。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荆楚的传播，从而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活力，出现了新的局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