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9年张之洞督鄂到辛亥革命的二十多年，是荆楚文化转型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张之洞的主持下，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是两湖)的近代工商业逐渐产生、发展、壮大，金融业与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武汉超乎广州、天津之上，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工商业中心。近代工商业的出
现(尽管它们有着强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气息)，给荆楚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意义重大的新因素，造成了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20世纪初叶，两湖特别是湖北已出现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人队伍，工商资本家的数量与实力也在逐步扩充。与此同时，张之洞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把兴学求才作为推行洋务的首要任务。他大力兴办学堂，开设图书馆，编译西洋书籍，派遣留学生，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敏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列强蚕食鲸吞、清廷腐败无能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张之洞还非常注重“整军经武”，编练出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式军队——湖北新军。经过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荆楚地区终于以一隅之地，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张之洞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1]因此，这一时期在荆楚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建设期，荆楚近代工业的基础、近代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从张之洞的本意来说，开设新学堂、兴办近代大机器工厂、编练新军，其目的都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倾覆，并进而用近代化的方法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使之在内忧外患中不致倾倒崩溃。但是，它在客观上却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准备了物质前提，特别是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个新生阶级登上舞台，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阶级相呼应，造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阶级基础；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则直接陶冶出大批革命者；湖北新军更成为清朝的掘墓人。这些因素加上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脚踏实地地进行革命宣传，特别是艰苦细致地在新军中从事发动和组织工作，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在武昌的首先爆发，荆楚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2]。
辛亥革命在荆楚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随着清王朝的倾覆，传统的政治结构分崩瓦解，一种新型的、至少是在名义上的共和民主制度初步确立；而由于两湖在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在革命后荆楚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其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属于先进行列。另一方面，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新的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力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上上下下无不如此。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变革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显然，辛亥革命以后，荆楚社会及文化的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解：
[1] 《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2]
冯天瑜：《近代文明的传播与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关系》，见所著《明清文化史散论》(第二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404页；《湖北何以成为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