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传统社会在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发生整体性变革的起点，近代报刊、出版以及图书馆的建立，便是这一阶段在文化上的局部性变革，它们是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变更和社会进步的要素，而近代中国政治集团的登台，又起到了催生近代报刊图籍的作用。由纷呈的报刊书籍所反映出
的人们对新知识、新观念乃至一切信息需求的增大，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时代的特征之一。
近代中国的重大事务，几乎很少例外地要与入侵的西方殖民者发生联系，近代化报刊的出现也是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中国自身半殖民地化进程同步而行。在中英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还有可能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刊。然而鸦片一战，西方列强由军事上的胜利，一直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他们获得了在华办报的特权。因此，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报刊是由外国入侵者首先创办的。1860年到1890年，仅在华的西方耶稣会，所办报刊就有70余种之多。武汉作为通商口岸，也是外国人出版发行报刊的重要城市。1866年元月，英国人在汉口英租界创办了英文《汉口时报》，供在汉的西方人阅览，这是近代湖北地区最早出现的新闻报刊。此后，外国人在湖北相继创办了《谈道新编》、《开风报》、《昭文日报》、《新民报》、《武汉近事编》、《英格兰圣经会报》、《益文月报》、《中国传教士》、《字林汉报》等。到20世纪初，外国人所办报纸增多，并开辟了中文版。如1903年德国人办的英文《汉口中西报》、1904年英美人办的英文《楚报》都有中文版。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也在1896年的汉口出版了华语报纸《汉报》，1907年又主办了日文《汉口日报》，1918年再办《汉口日日新闻》，1922年创办《汉口公论周刊》。他们的报刊在湖北的重要城镇广泛发行。有的报刊机构同时也是所在国的情报机关，日本国在华最大的新闻集团之一、《汉口日日新闻》，就身兼搜集湖北乃至中国各种情报的秘密任务。
外国人在华办报刊的初衷，并非是要在亚洲促成一个强大的近代化国度的出现，他们的本意还在于殖民，在于向中国输入它的殖民主义政策，并使其受制于西方。有关殖民者的本性，章太炎在1907年的《民报》上就撰文指出：“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难安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1]文化入侵是其整个殖民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必定有西方近代文明之果的传入，因为他们在报刊上，也刊载介绍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文章。
直到1873年，两湖地区民间自主所办报纸才开始露头。它就是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也是近代中国民间创办的第2家新闻报纸，距第1家民办报纸——广州《羊城采新实录》的发行仅隔一年。《昭文新报》为5日刊，用白鹿纸印刷，装订成册，但只经营了几个月即告倒闭。此后近30年间，两湖报坛一直为外国人所把持。
两湖地区官府主办的近代报刊出现于19世纪末，是在张之洞担纲湖广总督时进行的。1899年，张之洞赞襄汉口商务局发行了旬刊——《湖北商务报》，每月出3册，内容包括商务谕旨、奏疏、政令、中外商情和商业知识等，又相继以农、商、政、学为各自领域，创办了《农学报》、《湖北学报》、《蚕学月报》、《湖北官报》、《湖北教育官报》等，既传播相关知识，又传递了官府的政策和思想认识。张之洞对报纸的文化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劝学篇》中说：“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2]他是将报纸的教化功能放在首位，传播知识则在其次，他清楚地看到传媒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中国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后，报刊书籍的文化传播意义为他们所逐步认识便是必然的结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年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原有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1896年至1898年这两年间，全国由改良派或赞同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宣传变法的报刊，就有数十种之多。在维新志士云集的湖南，报刊显示了它重要的传播作用。1897年，《湘学新报》(旬刊)在长沙创刊，主持者是一群维新志士。自第21册起改名为《湘学报》。在《湘学新报》的“例言”中，办报人的宗旨十分明晰，是要“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3]变革的思想昭然若揭。该报以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在政治体制上宣传西方君主立宪制，主张君民共主。他们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朝野上下丕变之速，不三十年，已觉工富国强，渐跻于文明之域”，“日本与我同文，我今亦事事维新，意者声应气求，有易资扇发者存也”。[4]这是希冀在中国推行维新变法的政策。《湘学报》一时间风光无限，于中国最大的商业性都市上海设立了分馆，在广大的区域内拥有了不少读者。湖广总督张之洞还饬令湖北各级官府均需购阅，并要求书院的学生认真阅读，因为张氏也是讲求自强图变的新派人物。但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毕竟比纯粹的地主阶级洋务人士走得更远，当《湘学报》陆续提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时，张之洞就感到了几分不安，他要起而干涉了。他说《湘学报》的文章“多有不妥”，“于学术人心有妨”，“或提倡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也”[5]。此后，该报在张之洞的管制下，其维新的面貌被改变，直到1898年终刊。
湖南的维新人士不但创办了旬刊《湘学报》，又在维新的高潮段——1898年，创办日报《湘报》。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都是重要的主事人和撰稿者。新的日报更便于及时反映维新运动的新进展，其言论也趋于激进。如易鼐的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等，力主维新的湘抚陈宝箴也深感其思想之惊世骇俗，托人予以制止。张之洞更是言其“悖谬”，“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6]责令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布政使黄遵宪尽快处理。尽管《湘学新报》和《湘报》办刊的时间不长，但是对全国最富朝气之湖南的维新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影响了全国的变法运动。
而甫登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此时的工作重点还在武装斗争，对思想舆论阵地未及重视，因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够，与人民群众相互隔膜。当时的国民，“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在日本，华侨更是“闻革命而生畏”[7]。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报刊书籍和各种舆论工具，他们还必须以明清更迭之际产生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8]为宣传读物，这是借用两个多世纪以前地主阶级反满洲、反君权的思想火花来点燃当今的革命火种。在日本的东京，中国的留学生们也在着力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刻印出来，传入中国。当然，它们已不只是语言上的简单重复，而如鲁迅所言，是“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9]。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书刊终于应时而出。
海外留学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们处于新的文化环境之中，思想观念有所变化，因而成为较早致力于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的群体。他们中最早产生的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刊物，是1901年湖南留日学生秦力山在东京创办的月刊《国民报》，他自任总编，办刊宗旨是唤起国民精神，大倡革命仇满，排斥保皇邪说。该刊发表了张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美国独立檄文》、《孟德斯鸠学说》和《亚力斯度多政论》等译文，它的第4期还登载了章太炎为批驳梁启超《积弱溯源论》而写下的那篇有名的《正仇满论》，意在鼓动反清的革命。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界中最早倡导倾覆清朝的刊物。它出版后，大部分在国内发行。因资金难以为继，该刊当年即停刊。
两湖留日学生创办报刊的最初目的多半不离“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10]这一宏旨。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后改名守仁)、黄兴、杨度等人，在东京组成“湖南编译社”，办起了《游学译编》月刊，以翻译为主，兼刊论著。他们登载过的重要译文有《十九世纪学术史》、《政治学说》、《记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主要论著有《与同志书》、《民族主义之教育》、《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等。次年，陈天华来到日本，也参与了《游学译编》的活动。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人，又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第5期后改名《汉声》，其办刊主旨发生变化，彻底转向反清的革命，宣告要与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11]，这和他们原来的办刊精神是有区别的。可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特殊境遇，一切由文化开始的变革，往往不自觉都走向了救亡一途。
两湖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与《湖北学生界》，确实对国内两湖地区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指导和鼓舞作用，“所译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12]此外，1905年，湖南留日学生宋教仁还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目的也在鼓吹革命。当同盟会成立后，在它基础上又创办了《民报》，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论战。1906年，杨毓麟等湖南学生又在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月刊)，后改名《汉帜》，交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发行。在首期《汉帜》上，报道了同年湖南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发生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受到读者的好评。当它传入湘赣一带时，凡“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不可一日缓矣。”[13]当东京的同盟会员从报刊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纷纷回国，试图组织力量，在两湖以及苏、皖、赣等地起而响应。
显然，近代报刊在启蒙思想、破除言禁、沟通上下及中外信息等方面的极大作用，是在进入了20世纪以后才全面发生的。1905年，湖北的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在华的外报、教会报主笔的身份，宣传本党的思想。如张汉杰等人任中文《楚报》主笔，刘静庵编辑教会刊物《文华学界》，他们借用外方的报纸张扬自己主张。几年后，湖北的革命党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报纸，仅1905年到1911年的6年间，他们就主持了《楚报》、《武昌白话报》、《湖北日报》、《汉口商务报》、《大江报》、《政学日报》、《夏报》、《鄂报》等近10家报纸。其中《汉口商务报》是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是另一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这是此时影响最大的革命报纸。《大江报》刊载过的最富盛誉的文章，有蕲春人黄侃写的仅两百字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以及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它们批驳了改良派试图以请愿等和平手段来求得一个议会的做法，提出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大乱”，是革命的同义语。此时，《大江报》对革命的影响力很大，不少评论和报道都直接面向新军，以新军的基层官兵和学堂的进步学生为读者群，请新军官兵做“特约通讯员”，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投稿，“文学社”甚至通过决议，凡是社员采访的新闻及其评论，务请《大江报》优先刊载。经过革命报刊的宣传，不少新军下级士兵表示愿意一道“共图革命”[14]。这些办报人多数是革命团体的成员，其办报的主旨就在和湖北乃至中国的革命斗争相呼应鼓荡，他们对推翻持续了两千年的旧体制起到了极大作用。
20世纪早期，两湖的出版发行机构也兴盛起来。杨毓麟、黄兴等人于1902年创办的“湖南编译社”是最早的革命书刊编辑出版者，在此前后，还有各种图书公司、书局、印刷局(社)问世。如1911年以前的长沙，有邵阳人谢介僧等创办的“作民译社”，有归国留日学生陈子辉、陈子美兄弟在1903年合办的“集益书社”，后扩大为“集益图书公司”，有陈树藩等创办的“群治图书公司”。长沙的书局则有同文书局、开智书局、鸿文书局、商务印书馆长沙分馆等。出版发行和书刊印刷业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为近代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在两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长沙的作民译社曾散发各种宣传反清的革命书报，武汉的乐群印刷社曾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小册子，散布于军学各界。
此时，两湖地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革命书籍要数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杨毓麟的《新湖南》。杨毓麟，长沙高桥人，戊戌维新时担任过时务学堂的教习，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一度回国参与唐才常在武汉等地策划的自立军起义。身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的杨毓麟，他确立的最终革命目标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体，他主张从文化教育入手，兴学办报，制造舆论。受制于时代意识，他也主张采用对敌的恐怖手段，曾在日本秘密筹备回国暗杀那拉氏和光绪帝，又参与策划暗杀五大臣的活动。1911年，远在英国的杨毓麟，因痛感国家之将亡，便将平日所积百元英镑托人转寄给黄兴，作为革命斗争经费。他却投身大西洋湾自尽，表明自己对祖国的极端忧患。他一生所撰论著甚多，尤以《新湖南》一书为其代表作。文章力主排满反帝，因为“顽愚迷乱”的清廷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是为虎作伥，只有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才能改造旧社会，他认为“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15]。他的书影响很大，以至半年之内，3次再版发行。
对日本留学生界、两湖地区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更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另一位湖南人陈天华。1903年，湖南师范馆的学生陈天华，被送入日本东京弘文书院读师范。但是国内局势危在旦夕，留学生们已不可能专心于学习。为唤醒国人，他参与编辑了《游学译编》和《新湖南》等书刊，鼓吹民族革命。当俄国侵略东三省时，在日本的陈天华参加了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可是，近代以来，清廷统治下的帝国从来不曾抵御得了强悍的外敌。在斗争失败以后，他愤懑，情不能已，挥笔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篇《猛回头》和《警世钟》。他说：“洋人来了!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这就是大家的死日到了!”他看见，清廷“件件都依了洋人的”，已是“洋人的朝廷”，是洋人在华的“守土官长”，“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号召民众要勇于斗争，不能惧敌，“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16]他的这两本书，一字一泪，沁人心脾，两湖民众将它们作为斗争的精神武器。湖南各学堂集资翻印了这两本书，将它们作为课本讲授。不但知识界喜爱读，而且“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17]湖北的革命党人还将这两本书印发给新军士兵传阅，并作为政治教材，以启发士兵的觉悟，坚定其革命信念。由于陈天华的书通俗易懂，便于读唱，于是学生读了“如同着迷”，士兵读了“即奉为至宝”[18]，有人还将它们写成歌曲演唱。即令在全国，其书也“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而无不及。”[19]这就是一个革命家用书籍传播革命思想、为民众注入勇气和信心的最好例证。相反，清廷则将《猛回头》、《警世钟》视为“逆书”，一再查禁。陈天华还曾一度回国策划武装起义，又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的创办或编辑、撰稿工作。1905年底，陈天华为抗议清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然在东京大森海边投海自尽，以自己30岁的热血生命警醒着世人。
其实，近代的各种思潮都在报刊书籍这一全新传媒中找到了回响。如主张地方自治与宪政的立宪派，也有自己的报刊，办有《教育新报》、《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宪政白话报》等。
尽管反映于报刊书籍中的不同思想各有其发生的土壤，而且指向不同的前行路径，但是，革命派所宣扬之思想最能反映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需要。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梁的托古改制，还是严复的西学体用观，都意味着对社会文化结构再建的尝试，但是，也都未能在整体意义上触动旧的文化。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重组上，主张各异，而相似的则是，由于同处于中华民族深重危机的大背景下，因而，其重组文化的努力，都在实践上最终演成旨在救亡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利益的主体问题明确地纳入其文化纲领，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先强调的就是民族主义，它肯定了民族本位是中国在当时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最好选择。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将民族利益本位与民族文化本位区分开来，对后人进行的文化重组和创造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毫无疑问，近代报刊在传扬新知识、新观念的同时，也给革命的思想以激荡的场所。它们为武昌首义的第一声枪响蓄积了革命能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进步的曙光，并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留下了可贵的思想遗产。
注解：
[1]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期，1907年。
[2] 张之洞：《劝学篇下·阅报》。
[3] 《湘学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4] 《湘学报》类编《掌故》十，《学校通议·总论》。
[5] 《致长沙徐学台》，《张文襄公全集》卷155，电牍34。
[6] 《致长沙徐学台》，《张文襄公全集》卷155，电牍34。
[7]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8] 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革命逸史》初集，第10页，中华书局，1981年。
[9]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10] 《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开办章程》。
[11] 《汉声》1903年第1期。
[12]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3] 《醴陵县志》(1948年版)卷9，人物志下。
[14] 李西屏：《武昌起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 杨毓麟：《新湖南》癸卯年六月第3版。
[16]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17] 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18] 曹亚伯：《武昌日知会之破案》，《武昌革命真史》上册，上海书店，1982年。
[19]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