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湖近代教育的形成
中英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帷幕。它逼迫着痛苦的中国人看西方，以侵略者为师，这就有了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有了世纪末的革新变法。在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人的认识由技术层面而制度层面，终于在本世纪初，教育的近代化也提上
了议程。
在清朝原有的教育体系中，中央有国子监、旗学、宗学，地方则有府、州、县学以及书院、私塾，但是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适应的是旧的选官制度的需要。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旧的教育体制无法造就出新的人才，这种教育体制必然要陷入困境。
19世纪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工业，而实际生活中新式人才的匮乏，却不断困扰着这位洋务人士，他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1]，他主张以办学为求才治国的方向，认定强国必在教育。在他创办的一部分书院和学堂中，实用学科受到重视。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两湖书院，就与原有的经心书院、江汉书院等在讲授方法和学习内容上有所不同，开始具有向新式学堂过渡的意味。如设置的课程有地理、测绘、无机化学、数学、经学和军事操练等，英、日语则由学生相互传授，教学方法由过去的问难考课，改为编班授课，由教师长期讲学。
全国性教育改革局面的出现，要晚于张之洞在湖北的育才新举措。1901年，西太后叶赫那拉氏迫于形势，颁布了“变法”上谕，着请军机大臣、大学士、中央各部门官员以及地方督抚，提出“变法”措施。这项持续10年的“新政”在教育上的除旧布新最初是废止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又提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2]。朝廷终于下决心从第二年丙午科开始，停止所有乡试和会试。至此，实行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彻底废除。
一向从事教育活动、以科举为中心的书院，在科举制度废除后，改革就成为必然。还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清廷也曾一度宣布改全国书院为学堂，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不等朝廷降旨，就裁去书院之童卷，改设算科，学政江标还对校经书院进行改革，添设天文、舆地、物理、化学仪器等课程，又设立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后来变法失败，书院改革之事便搁浅。
1901年开始的教育改革具有历史意义。新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通令全国各省将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还可设蒙养学堂。在后来的两三年间，清廷又颁布了各类学堂的章程，以统一全国学制。新学堂共分7级，即蒙养院、初等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学习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中外政治、历史、艺学等课程，学生的文化视野被推向中国以外的部分世界。
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较之各省大吏的个人行为，其改革的步伐当然要迅速得多。在书院改学堂的命令中，书院改革在湖南再次兴起。著名的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岳麓书院改作省城高等学堂的校舍，而原高等学堂的校舍改为农工商矿实业学堂，城南书院改为师范馆。在俞廉三、赵尔巽任巡抚时，长沙的主要书院都进行了革新。到端方、庞鸿书抚湘期间，全省各地的书院多半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书院改作中小学堂，例如桂阳的官立中学堂由龙潭书院而来，醴陵的渌江中学堂由渌江书院而来。
张之洞早于1898年，就在湖北正式着手书院改制事宜。第一个改制对象是两湖书院、经心书院这两所重点书院。他的《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言：“兹将两书院均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选真才济时用为要归。”[3]遵照张之洞的要求，这两所书院改革后，在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上与新学堂相似。光绪末年，两湖书院正式改为文高等学堂。
书院改制是以新的准则对原有的教育机构进行改造，它既节省了办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拓展了新式教育的规模，增强了对师范教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书院改为新学堂之后，在课程设置上有了很大变化，如由岳麓书院而来的湖南高等学堂，除原有的经学一类课程外，新设了国文、历史、英文、地理、代数、几何、三角、生物、物理、化学、法政等，使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民主思想在古老大地上的传播有了阵地和可能。
两湖近代教育方式的推行，一方面有书院改制的功劳，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新学堂的开办。在朝廷命各地办学堂之后两年，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制定了全国性近代学制，称为“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实施了的学校体系，此前中国历朝还不曾有过明确的学制系统。这项新的制度有初小、高小、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等18个文件，包含中小学、师范学校、实业学堂、军事学堂、女子学堂等形式，全部学程需26年，至此，中国的近代教育开始有了一定的法式。当“癸卯学制”出台之时，为了适应新的教育体制，张之洞又在湖北实行了教育行政改革，于1902年设立了湖北学务处，作为总理全省教育的行政机构。1个月后，积极改革湖南教育事业的湘抚俞廉三，也成立了湖南学务处。次年，清廷命全国各省均设学务处，统领全省教育事宜。
在新的学制中，起初关于中小学教育的章程规定，中学只能设在府、厅和直隶州官署所在地，小学只能设在州、县官署所在地，此时湖南的府、厅、州、县总计有87处，由于缺少教师等原因，只有10余所中学具备较好的办学条件。1903年，清廷对此有所修订，规定除各府必须设置一所官立中学堂外，各州县有条件设立者听便，还允许地方绅富集资设置私立中学或公立中学。这一年，湖南所属10余府都设立了官立中学堂，各州县也有了中学堂。这是湖南设立中学之始。据湖南学务处的统计，1907年全省有中学堂39所，两年后发展到近50所。
对于小学教育，清廷规定全国无论城镇、乡村，都应设立小学堂，国民7岁以上应入学接受初小教育。1903年，长沙有半日制小学堂12所，8～16岁少年可报名入学。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将半日制学堂改为初等小学堂，共建成省会小学堂40所，各地均照此办理。到1909年，全省各等级小学堂已发展到1
113所，有学生43 310名。
但是，从入学人口比例来看，湖南此时的教育普及率和全国一样，仍旧不发达。据刘泱泱《湖南通志》(近代卷)的统计，此时湖南青少年约200万人，而中学入学人数不足4/1
000；全省儿童近300万，而小学入学人数也只有14/1
000。新学堂的大量开办，造成了对新型师资人才的需求，两湖办学又居全国之先，因而两湖的师范教育就在新形势中应运而生。20世纪初，两湖总师范学堂在两湖书院的旧址上建成，它着眼于培养当时奇缺的中学师资队伍，面向湖北、湖南两省招生，也有部分天津和贵州的学生。学堂总监督由总督张之洞兼任，监督是曾任湖北按察使的梁鼎芬。张之洞还创办了省师范学堂，并命各府将中学堂全部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夕，仅湖北的师范学堂就有40所，培养出了一批中小学和幼儿教师人才。湘抚俞廉三等人也深悉办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在《奏改设学堂及派人出洋游学情形折》中说过：“(学堂)创办之始，不难于经费之难筹，而难于章程之妥善；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范之得人”，“学堂命脉所在，全在师范得人。……查各国设学，无不先立师范学堂，研究教法”[4]。鉴于师资匮乏的现状，湖南当局一方面选派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到京师大学堂学师范，派贡生员赴日本留学；一方面在长沙设立师范馆，全力培养教学人才。湖南师范馆于1903年赁屋建成，馆长是前国子监祭酒、著名学者王先谦，这是湖南近代师范教育的起点。到赵尔巽继任巡抚时，师范馆改为中路师范学堂，又于常德、衡阳等地创办西路师范学堂和中路师范学堂，使师范教育的规模有所扩展。各州县也有了师范传习所和县立师范，到1907年，湖南全省有初级师范19所，师范传习所7所，在校生达到2
000余人。1907年，湖南又建立了优级师范学堂，设置课程有理化、博物、数学和史地等，它的毕业生成了民国初期本省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又继续培养着新一代的人才。
中国正是国门初开的时代，落伍了的国人对实业教育有着太强的紧迫感。即便是昏蒙的清廷，也在20世纪初命各省振兴农工商业，首先即要求设立农务工务学堂，还颁布了各类实业学堂章程并通则。实业学堂的种类有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水产学堂、艺徒学堂等，各学堂又分高、中、初三等。湖南的近代实业教育始于工艺学堂的建成，此时是1902年。不久，该学堂增设农科，新建为农务工艺学堂。1905年，巡抚端方又将它改为工艺、农务两学堂。其中工艺学堂逐步升级为中等工业学校、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专业设置由漆器、图案两科，改为金工、染织、机械、应用化学等科。常德、衡阳也有了两所同等的工业学校。农务学堂经调整，改名为湖南省中等农业学堂，专业设置有蚕科、农科和林科，后来又附设农业教育讲习所，还开办了兽医科。1914年，按照新的教育部的要求，中等农业学堂改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堂。
1903年，湖南设立了省高等实业学堂。所学课程有国文、历史、初等算术等，其中算术课本采用英法文本，1908年起，增设化学试验、物理试验、制图和学生实习等项目，并要求学生到萍乡煤矿、水口山铅矿、平江黄金洞金矿、长株铁路等地实习。由于铁路和采矿是中国实业的两项重要构成，湖南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学校便适时开办了路矿本科，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燃眉之急。民国以后，实业学堂改名为高等军工业学校，后来迁址岳麓山，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此外，还设立过湖南法政、湖南商业等学堂，1926年，它们和工业学校一起，合并而成湖南大学。
湘抚俞廉三为发扬中国医学，在任期间还创建了医学堂，聘请留日学生为教师，还准备将毕业生派遣出洋肄习，以求医术之精到。
张之洞在武昌也创建了湖北蚕业学校、湖北铁路学堂、工业中学堂、农业学堂、商业中学堂以及商业教员讲习所、农业教员讲习所。又设立了湖北方言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办，以汲纳近代学科知识为鹄的，开创了近代型的实业教育和实业人才的培养。
以湖北高等农业学堂而言，它的设立起因于农业改革的需要。张之洞先是于1901年在武昌设立农务局，次年，农务局改组为农务学堂，同时选送程荫南等学生赴日本留学农科。学堂初办时，因无农场，学生主要学养蚕，社会上便称农业学堂学生为养蚕生。学生们受传统文化心理的暗示，不少人不安心学农，并因前途问题而退学。张之洞则始终关注这项新事业，每年留日学农科的学生回来过春节时，张氏必定要分别召见他们，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请他们向农务学堂的负责人介绍日本农业学校的办学经验。学校在1904年建成新校舍后，更名为高等农业学堂，学校有了普通科和专科之分，专科又分为农科和林科。张之洞还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劝导师生“手脑并用，知行合一”。校方将学校新种的大白菜烹调后送与总督品尝，张之洞鼓励说：“到底学堂的白菜受了教育的，好吃些!”[5]此后，农业学堂还附设农业小学、蚕业学堂和农业中学堂，形成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到1912年，武昌已有官办实业学堂13所，私立实业预备中学堂1所，各府有中等实业学堂6所，各州县也有初等工、农、商业等学堂计70所。
如果说中国人是以创办实业以及实业教育为强国的基石，那么，练兵和办军事学堂则是强国梦的另一强有力的支点。自19世纪中叶以来，每一次对外作战的失利，都强化着中国人练兵习武的信念，创办军事学堂是国人实现强兵梦必须迈出的首要一步。1897年，两湖地区的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武备学堂，由张之洞创办于武昌。一年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了编练新军，也将省城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学制和课程仿照北洋和湖北新军的做法，后因康、梁变法失败，武备学堂当年即停办。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废除武科制度，新式军事学堂成了近代军事人才的最大储备所。湖北建成了将弁学堂、武备高等学堂、武师范学堂、军医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测绘学堂和陆军讲武堂等，湖南有了武备学堂，其中附设将弁、兵目、陆军速成等3个学堂。湖南武备学堂后来停办，在其原址上设立湖南陆军小学堂，培养陆军初级将官人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唐生智、贺耀祖、陶峙岳等人，均出自湖南陆军小学堂。此时，两湖地区各种军事学堂迭出，人们的思想被富国强兵的观念所滋养、鼓动着。
近代教育正塑造着一代新人。对于近代型的女性来说，女子教育是培育她们成长的摇篮。湖南的第一所女校——湖南民立第一女校，成立于1903年，以后相继有淑慎女学、影珠女学、湖南西路女学等女校成立，其中西路女学设在常德。从第一女校所设课程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裁缝、理科、外语、体操等，教育的主旨在于使女学生“修明妇德，洞达物情，主张推广教育之范围，实导家庭教育之先务”[6]。此时女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缺少新型的男女平等观，即便如此，仍然遭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攻击，以至1904年秋，清廷谕令湘抚停办女学堂。1904年，湖北也开办了敬节学堂、育婴学堂，设有傅姆科和保育科，用日本女教师授课。1906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开办女子师范学堂，附设女子高等小学堂。1907年，清廷学部正式颁布女子小学堂和师范学堂章程，准许民间设女校，两湖的女子教育这才有了真正合法的地位。到1909年，湖北有了16所女子学堂。
自中国兴办近代实业以来，读书人的出路更为广阔，各类学堂既鼎盛一时，留学也成为获取新知识与实利的捷径。清廷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洋，是在19世纪70年代，派出国为美国。首次派遣学生留日则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认为日本与中国相邻，国情和文化相近，道路不远，易于学成，故力主留日。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成了戊戌革新的一项大政，维新派官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说过：“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7]
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过选拔，派遣了13名学生留日，其中就有湖北房县人戢翼翚，它揭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清廷和地方当局办留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才培养，其深意更在于救国，在于挽统治大厦之将倾。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在自己创办的《游学译编》月刊上载文说：“我湖南之所以自存者，仍在于游学海外以激发其独立之精神”，“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不可再误”[8]。朝野上下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以留学为新的人才培养道路。
1901年初，当清廷发出变法诏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刘坤一曾两次联名上奏，提出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的建议。同年，清廷命各省选派学生留洋，学有所成者给予奖励。这才有了较大规模的留学运动。
两湖地区是派遣留学生较多的省份。1905年，中国各省留日学生约有3
000人，湖北一省即达420多人，名列各省前茅，湖南也有350人，均为张之洞所派遣。到1910年，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留学高潮，留日的中国学生有4万多人，湖北留日学生达5
000人，仍居全国第一位。此外，又有不少学生留学于欧美的比利时、美、德、英、法、俄等国。
派遣留学生也是弥补高水平师资不足的好方法。1902年，湘抚俞廉三首次派人出洋，他说：“近闻日本国学校如林，人才辈出，其教育诸术，颇臻美善。亟应派人就学，以期卒业还乡，籍端师范。”[9]此次派出俞诰庆等12人赴日，学习了6个月，他们回国后很快成为湖南教育界的得力人物。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两湖的新式教育在地方当局的力倡下，一时间轰轰烈烈，卓有成效。但是，无论是清廷还是地方大吏张之洞、俞廉三、赵尔巽等，他们办新式教育的原意并不是要造就传统社会的叛逆者。以张之洞为例，他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造真才、济时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10]，他办教育的方针终究是他力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对实用科学的重视只是因为它们可以致富强，除此以外西方的所谓“异端邪说”，他是断不相信的。在办新学堂的同时，他也办存古学堂，主要学习经学、史学和词章三门，在上奏皇帝请设立该学堂的奏折中，张氏说：“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无裨益。”[11]原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学生朱峙三回忆说，学堂总监督张之洞在开学演讲中每每教导学生：“我朝廷深恩厚泽，对尔等读书一切都是官费，尔等要体谅朝廷作育人才之玉意。到堂后好好研习经史及各种科学，力图自强以保国家富强。千万不可相信海外(指日本)传来的邪说(指康梁学说及孙中山革命学说)，(要)感本朝厚恩。”[12]张之洞并非对时弊视而不见，办洋务就是他革新图强的力证。当他选送的留日学生暑期归国时，他总要找他们来谈话，问日本办教育的情况，问留学生对清政有哪些议论。学生便将两湖留日学生在日本办《学生界》刊物的情形瞒住，也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活动使汉人对清廷的信仰有所动摇的事情，张之洞听了只是默然不作一言。学生们觉得这位重视教育的总督还有一点民族思想，但毕竟忠于皇帝，又年老无兵权，所以不肯轻易表态。他也不想走得太远，只希望能以西学保“中体”，这是他的思想之局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条件和阶级状况不成熟的自然结果。
事与愿违是人们对某些现象的准确概括。有了一些新思维的学生，一旦聚集在学堂这一良好的土壤中，就会适时地生长出革命的幼芽。在两湖师范学堂，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革命，部分学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组织，他们阅读从日本寄来的《猛回头》、《革命军》等刊物，校园内革命热情日炽。据学生们日后回忆，武昌各学堂都有很盛的革命风气，在1909年，几乎一半的学生参加了革命团体。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两湖师范学堂有2/3的学生参加了革命。远观国外的留学生们，他们的行为也不仅仅局促于课堂，而极其自然地要涉及政治活动，因为他们背负的是外患中那样一个贫弱的祖国。他们学知识，更寻觅救国良方；谋求对社会的改造，也追求自我灵魂的新生。由湖南走出的留日学生陈天华就以他的《猛回头》、《警世钟》，并以人生只有一次的生命挑战黑暗，为人们作了最后的警世长鸣!此类局面的出现，既非张之洞等人办学之初衷，也是他们所无力控御的。
另一些新型的私立学堂，创办者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湖南的时务学堂，从立学之始，它就与“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13]的这类官学的办学宗旨大异其趣。它由熊希龄任学堂提调(校长)，梁启超、李维格任中、西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先后任中文分教习，学堂要求学生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还将中外政治和法律相互比照，使学生的思想逐步脱离传统的樊篱。时务学堂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乃至革命派的一员，如林圭、秦力山、蔡锷等，或参加自力军起事，或成为民主革命的干将。时务学堂激进的办学思想遭遇到了湖南极为守旧势力的进攻，虽然最终停办，却为以后新成立的学堂树立了楷模，激扬了民权平等的思想，使湖南很快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新式教育在给了学生新的知识技能的同时，也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新型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活动家，这是近代新式教育留给后世的最大财富。
注解：
[1]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7页。
[2] 许同梓：《张文襄公年谱》卷9，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
[3]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7。
[4] 《奏改设学堂及派人出洋游学情形折》，《俞廉三遗集》，卷95。
[5] 程荫南、田古泉：《湖北高等学堂及甲种农业学校》，《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1984年内部发行。
[6] 《抚院赵准龙绂瑞等禀设女学札学务处立案文》，《湖南官报》第406号。
[7]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8页，中华书局，1958年。
[8]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1903年第6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60年。
[9] 《司局为遵札会核游学生详请咨派事一案并批》，《俞廉三遗集》卷95。
[10]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7。
[11] 《创立湖北存古学堂奏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68。
[12] 朱峙三：《两湖总学堂概况》，《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1984年内部发行。
[13]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