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荆楚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转型，从19世纪中叶以后缓慢开始。从世界近代化的历程来看，西方国家是先有文化的变革，然后产生经济技术的变革，由此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情形与此相反。它未能在传统社会的母体中，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新生的动力，及时步入近代社会，而是在外敌压
境时，一次次被迫抗争、失败、再作抗争。由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国人在外来挑战面前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救图存。此种由环境而生的后果自然是缺少思想文化的准备，因此，物质层面的变革就要先于思想文化的变革，即使是向西方学习，首先看到的也是其文化的外壳——坚船利炮。
外来的近代文明与炮舰一道裹挟而入，使中国人如大梦初醒。在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群中，一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就是生于“荆楚之南”的魏源。
魏源(1794～1857年)是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21岁时随父入京。先治王学，后转向汉学，再改为常州今文学，师承于刘逢禄。33岁时，魏源作了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后又转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帮办盐务。贺、陶也是湖南人，对魏源尤有提携之力。借此机缘，魏源又与江苏巡抚、福建人林则徐相识。贺、陶、林均是朝廷中务实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变革思想都对魏源有所影响。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认识。他指责官僚集团昏蒙自私，毫无理想，“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1]只有改变旧习才能保证当今政权的稳固。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当然，魏源的变革思想并未从时代投下的巨大阴影中走出，他觉察到儒学传统文化的衰败，却不曾怀疑儒学正统的永恒，于是他断言：“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3]他不敢想象现有的制度和伦理道德也应当变革。
在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作一些枝节上的更新和变革，是魏源的一贯思想。此外，他还重视“用”，“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4]他在贺长龄幕府时，代为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全书收集清朝180年来朝野上下654人的“经世”名篇，包括政事、文教、刑律、河工、盐政等方面的内容。魏源因此也有了“经世之略”的声誉。他本人提出的种种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无不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明示。仅是关于水利、漕运和盐务方面的文章，他就写有《筹河篇》、《畿辅河渠议》、《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筹漕篇》、《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记》以及《筹鹾篇》等。他在漕粮海运和创行票盐等方面的成功筹划，均为疆吏陶澍、贺长龄所采纳。
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革除弊政的思想很自然就面向新的形势。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魏源完成了《圣武记》14卷。他在前十卷中，逆向考察了清朝曾经拥有过的军事上的辉煌战绩，对王朝的兴衰作出反思，后四卷又对练兵、整兵、筹饷和应敌御夷详作论述。正是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以夷攻夷”和“以夷长技御彼长技”的对英策略，给读者以较大影响，以致“索观者众，随作随刊”。[5]
“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完整的主张，是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就在《圣武记》成书的同年十二月，魏源又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以后几经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年)成100卷本。这本书是受两广总督林则徐之托，以林氏的译稿《四洲志》为底本，加上魏源在广东搜集的西洋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中的史料编纂而成。
关于写书的目的，作者在为该书所作的“叙”中明确无误地指出，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提出，“未款之前，则宜以夷制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对夷的这三项主张，其根本还是要由“师夷”走向“制夷”。他建议在广东虎门一带设置船厂、火器局，制造船炮，延请佛兰西、弥利坚的技师教习操作方法，如此练兵，便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矣。”[6]如果能照此行事，中国定当“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此刻，他对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充满着信心。
魏源对中英交往中的战、守、款等具体问题有过认真探讨。他说：“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8]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他在这一阶段的第三部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两卷本也迅即问世，书中又提出“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9]还是认为“师夷”方能“制夷”。
“师夷”是明确无误地指明要向西方学习。为弥补自身局部的不足，向可参照的对象学习，这是中国人常有的做法。大清朝自身在立国建制方面就是“承明而来”，即“师明之长技以制明”。可是，魏源此次是要以“夷”为师，这不能不说有些惊世骇俗。中国人向来将外国人与夷狄等同看待，在称呼上也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步改称“外人”、“西人”、“洋人”和“远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周边少数民族游牧或半农半牧的文明远远落后于华夏农耕文明。虽然文明开化的中国也曾有过在军事上被“夷狄”征服的历史，可是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以征服者的被征服而完结，中华文化何曾有危机之虞?故而在华夷之辨中，以汉人为代表的华夏民族从来都认为自己远远领先于落后的游牧民族，贵中华而贱“夷狄”的心态始终存在。此时的问题却在于，此“夷狄”非彼“夷狄”，华夏之辨其实是“中外之辨”。在世界市场形成的时代，中国人华夷之辨的观念也在日益淡化，只是还远未形成现代国家的概念。一个古老民族的片面性和封闭性看来已经很难保全。
魏源的部分开放的心态，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临危局所产生的积极反应。他的“师夷”一说，正是要向西方人学习。尽管他还是称他们“夷人”，但是却能坦承自己的落伍以及西方物质文明的相对进步，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夷夏之大防”。他看到了“夷人”部分先进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船坚炮利，他们的物质文明。为了抵御侵略，解除迫在眉睫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矛盾，他主张迅速学习西方的制造战舰、火器和练兵之法。只要是对我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因其所长而用之，因其所长而制之”。从思想和方法论看，魏源是较早把民族的利益与民族的文化区分开来的一人，在文化的某些层次上师夷，是为了制夷，为了民族救亡的根本利益。就在这种襟怀的昭示下，他建议在沿海设厂造船炮，积极练兵，又在书中介绍了西方的蒸汽机、火车、港口、银行等情况。几年后，他第一次跨出国土，来到仅有几年英国殖民地历史的香港，不禁心旌摇曳，赞叹不已。他看到了这座新殖民地的全新形象，商贾销售有道，市场珠宝充盈，行人服饰华美，英军的操练更令人眼界大开……一切都恍如神话中的蓬莱海市。“幻矣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其可以无歌?”于是，写下了诗作《香港岛观海市歌》。[10]香港一日留下的情感震撼是巨大的，其中的倾慕之情和弦外之音似可与他的“师夷”主张前后相绪。
一个明显的事实也同时出现。魏源对“敌”之“长技”的认识，基本还局限在军事技术领域。因为他实在无法摆脱中华天朝世界观的长期牢笼，还是要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固守着心底的文化主义情结。即使在魏源之后，朝廷推行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奕
，也依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1]魏源处于和殖民者刚刚接触的年代，还很难了解中英之间在鸦片贸易以及军事上的冲突，实为两种文明的较量。他只是开始“睁眼看世界”，却还不能抛却华夏中心观的羁绊。“师夷”缘自“制夷”，所谓“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2]只要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学到手，大清帝国便可保太平于久远。作为前近代与近代交替之际的一个封建学者，魏源对中西文化反映在时代上的质的差异还不可能明晰。但是，他似乎也觉察到西方殖民者在拥有“长技”的背后，另有某种东西存在。他说：“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长技不徒船炮也。”他还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3]，这是由军事技术的学习发展到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
由经世致用发展而来的西学为用、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在魏源并不是凭空而生，它植根于他所生长并影响了他的那块土壤。还在明清之际，思想家、湖南人王夫之就强调经世是儒学之本，以他治史学的终极目的而论，即在经世。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若仅有繁复的记载，独缺经世之旨，后来者如何能发现“得失之枢机”，[14]何谈效法呢?学问实足经世，这是王夫之的主张，它也就此开辟了近代湘系经世学派之先河，使经世的思想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魏源之“道存乎实用”正是对湘系经世一派观点的承袭。对魏源的政治生活产生过影响的两位封疆大吏陶澍、贺长龄也都是湖南人，他们是朝廷中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是鸦片战争前后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15]魏源在他们的幕府中服务时间长达14年，必然能够很好领悟其思想主张，反过来也对此二人的改革实践多有襄助，互为声气。魏源提出的有关盐政、水利、漕运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就都为陶澍所推行。
要求变革自身，学习西方，这无疑代表了进步的中国人救亡图强的努力方向，影响着其后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者的思想。晚清率先游欧、大倡变法的名士王韬，评介魏氏的“师夷”主张时说：“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夷一说，实倡先声。”[16]正因如此，在魏源去世刚一年，即咸丰八年(1858年)，朝廷的兵部侍郎王茂荫便上奏皇帝，请饬刊《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17]可知魏源“师夷”一说，在当时已经被视做战胜敌人的有效措施之一。湘军主师左宗棠在其后的70年代，曾为《海国图志》的百卷本作序，也赞其“中儒西释，其最先矣”，并称《海国图志》是洋务运动的首出指南。魏源之“师夷”的思想，确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前驱先路。
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但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也成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启蒙教材。当它在道光年间传入日本时，因符合其国内形势的需求，而大受明治维新参与者的喜爱，维新志士们从中初步获取了关于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的知识。据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言：因魏氏该书奖励国民之对外观念，故“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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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指在水上漂洗绵絮)，岂不然哉。”此时，日本国民同样需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魏源的思想也就在日本找到了众多知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汉口于1861年正式开埠。从此，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开埠后的汉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及广阔的内地市场，迅速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腹地、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枢纽。宜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也都在发生着虽然缓慢但却意义深远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开始变革的同时，社会观念领域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首先表现在传统的“夷夏观”的淡化方面。清朝首任驻英公使、湖南人郭嵩焘在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最能代表当时先进士人的这种淡化意识：
三代盛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夷也。至汉而南达交趾，东径乐浪，皆为郡县，而匈奴、乌桓、西羌为戎狄。历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尽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要荒属国。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钞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还球九万里皆为夷狄，独中国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今人与奴隶盗贼同席坐，则惭且怒。审知其非奴隶盗贼也，即惭与怒立释。故于此辩之必明，用得所以自处与处人之道。[18]
在郭嵩焘看来，既然地球上的西洋各国，并不能算“夷狄”，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夷夏大防”，学习西方的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
与郭嵩焘基本同时、在镇压太平军战争中崛起的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势力，是晚清政坛上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他们精锐干练，不尚空谈。和整日闲居书斋或居京优闲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较，他们要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性与军事威胁的紧迫性。有关湘军首领胡林翼的一段史实颇为形象地映现出这样一种心理刺激。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边的一个山头上，因湘军兵勇即将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溯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原本已有的病情因而加剧，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胡林翼之所以目睹洋人军舰而高度紧张，是因为他凭借一位军事将领的敏锐，发现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其内心的文化安全感轰然崩溃。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经历了与胡林翼相通的心路历程。他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在亲自体验西洋船炮威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内心油然而生怵惕之情。他用湖南乡下的通俗语言表达自己的畏惧心态：“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19]他所说的怕并非关系个人生死，而是为大清帝国及中华文化未来的命运担忧，所谓“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20]形象地表明了曾国藩内心的忧患意识。
在这一阶段，传统的荆楚文化受到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之东侵对于传统文化的威胁，逐渐开始打破传统的夷夏之防，注意到自觉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必要性。由于这一时期洋务活动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荆楚地区的洋务事业还刚刚起步，所以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还主要停留在观念领域，实际的行动较少，其效果也不明显。
注解：
[1] 《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
[2] 《魏源集·筹鹾篇》。
[3] 《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
[4] 《魏源集·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5] 《魏源集·圣武记叙》。
[6] 《海国图志·筹海篇》，清咸丰二年高邮刊本。
[7] 《海国图志·筹海篇》。
[8] 《海国图志·筹海篇》。
[9] 《魏源集·道光洋艘征抚记下》，清同治刻本。
[10] 魏源：《古微堂诗集》卷6，香港岛观海市歌，清同治刻本。
[1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中华书局，1979年。
[12] 《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13] 《海国图志·筹海篇》。
[1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1975年。
[15] 《清史稿·陶澍传》，中华书局，1977年。
[16] 王韬：《扶桑游记》上，光绪五年四月二日。见《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岳麓书社，1985年。
[17] 王茂荫：《王侍郎奏议》卷9，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8] 郭嵩焘：《复姚彦嘉》，《养知书屋遗集》卷10，清光绪十八年湘阴刻本。
[1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5页，岳麓书社，1985～1987年。
[2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岳麓书社，1985～1987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