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晚清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古老的中华文化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方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型。在这一时代潮流中，荆楚传统文化也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革，而现代意义上的荆楚文化则正是在这种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荆楚传统文化的转型，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在明中后期，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汉口、沙市、襄樊、长沙等新旧城市的发展都相当迅速，“市民”逐渐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武昌等地发生的“民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李贽、王夫之等早期启蒙思想家长期在荆楚地区活动，传播他们的思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地区社会观念领域的变革。观念领域变革的潜流虽经明清之际的摧折和清代文字狱的打击，仍一直不绝如缕。康熙前期，刘继庄寓居汉上湘滨经年，其求实、厚今之说实隐含某种进化论思想，为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乾嘉间，章学诚游学于天门、应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主修《湖北通志》，参撰《续资治通鉴》，其“六经皆史”之说对于传统的经学观念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破坏。至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大兴，湘籍大吏如严如煜、陶澍等治世名臣均禀持通经致用的主张，注重会通求实，讲求实务，其思想已具有某种近代意义。
当然，从明中后期到清中期所出现的这些时隐时现的新文化因子，还是非常单弱的，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与力度都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上出现的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还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发状态。就整体而言，荆楚地区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及文化仍然徘徊于中古故道。这种情形迁延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鸦片和商品打破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社会逐步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开始与风靡全球的西方近代文化相交汇，这样，中华传统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候，便因遭遇到外来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所以，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荆楚传统文化)的转型肇始于16世纪，但其真正的开端还应当说是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入晚清以后。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