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家中，李贽有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如公安三袁、陶望龄、冯梦龙、汤显祖、董其昌、钱谦益等，李贽给了他们较大的影响，而获益最多的，是“三袁”。
袁宗道多次到麻城龙湖向李贽请教，极其佩服李贽，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载：“袁伯修见李卓吾后，自谓大彻”。袁宏道称赞李贽的《焚
书》“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1]，他前本“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而接受了李贽的影响后，即“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激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2]。袁中道以李贽比苏轼，“龙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3]。汤显祖《读<锦帆集>怀卓老》曰：“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肯定了李贽对公安派的教益。公安派是李贽“童心”说的实践者。李贽本人没有刻意进行文学创作，所做诗文，率皆直抒胸臆，不事文藻，虽不出于模仿，但也暗合白居易、苏轼的风格。袁宗道以“白苏斋”名集，也宣示着公安派与李贽相投的趣味。
注解：
[1]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9《妙高山法寺碑》，上海书店，1982年。
[3] ［明］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龙湖遗墨小序》，上海书店，1982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