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没有新的理论武器，他以“狂禅”的面目出现，发起思想游击战，对世人心目中的圣贤与“圣道”，给予严厉的批判。
他泯灭了圣人与凡人的界限：“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1]，“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
《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李贽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非有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儒者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意味着“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人们千古称颂的尧、舜，也是糠秕。
圣人如此，儒家经典也是如此。“《书经》则史官文饰之书，《春秋》则一时褒贬之案”[2]。他还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焚书》卷三)。他还讥笑《论语·微子篇》读起来“如读稗官小说，野史国乘”(《四书评序》)，倒是《水浒传》“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3]。
历代“圣人之徒”呢?他认为，孟子“害道”(《藏书·孟轲》)，董仲舒“特腐”，周敦颐、程颢之流“终不干净”，王守仁“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李贽也不赞成“尊信朱夫子(熹)犹(孔)夫子”[4]。他骂“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5]，“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6]。看起来，李贽对于程朱理学及其偶像，大有“一扫而空之”的气概。
而对于“道统”之所不许的人，李贽却有较多的肯定。他称晏子“真好汉”，庄子著作“真非圣人不能为此语”[7]；墨、法、纵横家，各“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焚书》卷五)。他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圣道”掩盖下的性别歧视，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8]他称赞为历代所毁骂的武则天是“好后”，“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卫道士们常常一面暗自羡慕司马相如的艳遇，一面板起面孔指斥卓文君的“淫奔”，李贽看透了这种心肠，赞许卓文君忍小耻而就大计的举动。他的宽厚坦荡，与卫道士的岐刻阴毒，判若冰炭。
他将佛教的偶像与圣贤的偶像一同打碎。他说：“诸佛亦并不曾出生死外”(《柞林纪谭》)，“菩萨岂异人哉，但能一观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萨而不自见也”(《焚书》卷三)。佛经也如儒经一样，“流毒万世”(《续焚书》卷四)。他答复劝修行者，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向往投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明言自己信儒，不接受佛教戒律约束。可见，对于佛教，李贽常常是入其室而操其戈的。
李贽批判火力之猛，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前无古人，但他所娴熟的，只是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他怀疑孔子之道从来就没有传下来：闻道者只有死于孔子之前的颜渊，孔子恸哭“天丧予”，是其道已绝，而以道学自命者，乃是无根之木(《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他称赞富于怀疑精神的杨简为“宋儒中独为第一了手好汉”，他指出：“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续焚书·观音向》)。“夫疑为学道者之宝，疑大则悟亦大”[9]。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而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10]。这同庄子相仿，但李贽没有陷入庄子的诡辩，也并未对儒家学说本身发起批判，只是要打破“圣道”的绝对权威。破除这一绝对权威，人才有自由、平等可言。
注解：
[1] ［明］李贽：《焚书》第1卷，中华书局，1975年。
[2]
［明］袁中道：《柞林纪谭》，载潘曾红编《李温陵外纪》卷2。引自《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3]
［明］李贽：《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引自《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4] ［明］李贽：《续藏书·太傅席文襄公》，中华书局，1959年。
[5] ［明］李贽：《续焚书》第1卷，中华书局，1975年。
[6] ［明］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中华书局，1959年。
[7] ［明］袁中道编：《柞林纪谭》，引自《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8] ［明］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华书局，1975年。
[9] ［明］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8，上海书店，1982年。
[10] ［明］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华书局，1959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