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荆楚本籍人士虽无理学大家，却也学人辈出，南宋前期，湖湘学派与朱陆鼎足而三，其重践履、重事功的厚重学风和忠诚爱国的情怀，垂示和熏染着后人。《宋元学案·南轩学案》称：“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全祖望说：“潭州之陷，岳麓三
舍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1]。可见，湖湘后学，不隳宗风，至今犹觉余烈灼灼。宋元之际，鄂渚学者，也有悲歌慷慨，志节感人者。
赵复，字仁甫，宋荆湖北路德安府(治在今湖北汉阳)安陆县人，约生于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前后，卒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左右。他本是南宋的乡贡进士，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灭金不久的蒙古军队肆其余威，侵宋疆土，按例对于抵抗失败的城邑进行屠杀，德安罹难。蒙古军中有姚枢担当网罗人才的使命，儒、道、释、医、卜占之人可为蒙古人服务者，可免一死。沦为俘囚的赵复受到器重，但他不欲苟活，解发脱屦呼天而泣，穿行于积尸间，欲投水自杀，为预有所觉的姚枢所制止，携至北方。多年以后，忽必烈召见赵复，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拒绝：“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拳拳故国之心，连忽必烈也受到感动，没有为难他。赵复虽在燕京为“师儒”，却不愿仕元，对江汉故土眷恋不已，因被称为“江汉先生”。
与赵复同时北行的还有应城人砚弥坚。砚弥坚，字伯固，生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砚弥坚终生任教职，仕至国子司业，其著述有《郧城集》十卷。《宋元学案·鲁斋学案》将砚弥坚列为“江汉同调”，确实，他是与赵复境遇相似、观点相近的学者。
宋元鼎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征服取代汉族政权。这样的变故中，作为较有气节的知识分子，赵复、砚弥坚等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赵复自杀、拒为向导，已足以为证。此外，他还有牢固的“华夷之辨”的观念，郝经的规劝提供了一个旁证：郝请赵复放弃夷夏之分，劝他“由常以达变”，承认蒙古已成为中国统治民族的现实。赵复未接受，终于隐遁了。南宋孱弱，而蒙元武功盖世，赵复鄙薄事功，虽不离理学传统，却不无拒绝讴歌“酸葡萄”之意。砚弥坚为国子监司业，屡以“阳城忠孝之说”训迪诸生，看似很卖力气地为元朝训育人才，但详其所谓“阳城忠孝之说”，《新唐书·阳城传》：阳城“下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日：‘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砚弥坚当元初急于用人之际，对诸生训以“阳城忠孝之说”，非欲解散国子监而何?
落后的武力征服者被先进的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是一个规律，赵复、砚弥坚等身为俘囚，却成为北方学者的“师儒”，正是这一规律的明证。
理学经南宋已达到一个高峰，而在关洛学之所发祥的中原，百年胡氛已使之苗裔无存，更不用说五代时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久在化外，一直未沐理学之风。元朝混一，残宋的疆土、“政统”消亡了，而理学的疆域却空前扩大了，程朱“道统”受到更多人的崇奉。金、元消长之际，首先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是一个来自荆楚的，以赵复、砚弥坚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元史·杨惟中传》载：“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元史·姚枢传》载：蒙古军队“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也把理学在北方传播的首功归于赵复，赵复到燕京后，“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枢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先生讲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枢退隐苏门，以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崇信之”。由于赵复的传授，理学在北方发展起来了，而且赵复所传授的朱子学，成为元朝的官学，影响及于明清。
蒙元统治者对理学并无特别的青照。元朝是一个对汉族人民实行一定程度民族压迫的封建王朝，其统治阶层对汉族士大夫多有猜忌，在统治工具的取舍方面，它更重视的是佛教道教而非儒学，在佛教中，又更重视喇嘛教而不是汉地大乘佛教。社会上流传“九儒十丐”之说，虽不是成文的等级制度，但多少表明了儒者境遇尴尬。
学而优者不能为仕，只能为师，故元朝的讲学之风很盛，书院大兴。仅湖北各地，就有书院二十三所，它们是襄阳县隆中书院、枣阳县沧浪书院、黄冈县东坡书院、问津书院、孔子书院、黄陂县河南书院、江陵县东山书院、潜江县白鹤书院、石桥书院、公安县竹林书院、松滋县山谷书院、枝江县白水书院、宜都县北山书院、清江书院、安陆县江汉书院、应城县长庚书院、景陵县天门书院、江夏县南阳书院、主一书院、崇阳县鸣鹤书院、武昌县南湖书院、龙川书院、湖山书院[2]。单从这些书院的命名来看，除了惯常的地方色彩外，还明显带有宋学与隐逸的色彩。这三重色彩的并呈，恰恰使荆楚儒学与隐逸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儒学在元朝这个时代的特点。
注解：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
[2] 引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