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张栻哲学价值观的核心，受到同代人及后学的极大的重视。他把义利之辨当做一个首要课题，提出：“学莫先于义利之辩”(《孟子讲义序》)。
义利两端没有中间状态，没有两可余地，“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霄壤之隔焉”[1]。张
栻也一般地讲：在政治领域内王道是义，霸道是利；在道德领域内利他主义是义，利己主义是利。他真正的创造在于两点：一是将天理与义、人欲与利分别联系起来；二是以有无动机判断利与义。
“夫善者理之公，孳孳为善者存乎此而不舍也。至于利则一己之私而已。盖其处心积虑，惟以便利于己也。”[2]所谓义，就是循天理，包括“天理”化了的封建统治秩序；利，则是从人欲出发，是对天理的自觉不自觉的挑战。
无动机，即“无所为而然”，是性之未发，是“率性之谓道”，是天理；有动机就是有“心”，即“有所为而然”。“若日常以利物为心。是外之也”，因而即使出于利他主义，有动机，也是不可取的。老子所说的“善人”以“不善人”为资与孔子所讲的“见不贤内省”的差别正在于，前者更明显地是“有所为”。
张栻虽取孔舍老，但将“率性”诠释为“无所为而然”，与道家“无为”学说有相通之处，不以利他为义，也与老庄思想有关。另外，他还提出“曰义，则施诸人者，亦莫非为己也”，“仁义之行，固无不利”，义中有利，义是最高的利，这也有墨家思想痕迹。
他在理欲观上划清了与佛教的“无欲”的界限，“无欲者，无私也。无私则可欲之善著。……若异端之谈无欲，则是批根拔木，泯弃彝伦，沦实理于虚空之境，何翅霄壤之异!”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欲有合理性，“人具天地之心，……由是而发见，莫非可欲之善也”，他进一步说：“今欲用功，宜莫若养其源。先于敬用功之久，人欲寝除，则所谓可者，益可得而存矣。”问题并不在于“发见”之际的辨择，而在于持久的涵养。“可欲之善”要靠灭人欲来实现，也就是说，对人欲合理性的肯定要靠对人欲的否定实现。虽颇有“辩证法”，却奈其老生常谈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湖湘学派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自胡安国、胡宏而至张栻，湖湘学派规模空前。张栻有众多弟子，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宇文绍节、陈概，杨知章，李修己、张仕佺、范仲黼，范子长、范子该、范荪、宋德之，曾集、陈孔硕、龚盖卿、吴必大、王遇、吕胜已、舒璘、傅梦泉、詹阜民、詹仪之、谢用宾、陈琦、赵善佐、张巽、王居仁、袭盖卿、梁子强、钟炤之、沈有开、曾撙、曹集、周去非等。其湖湘籍弟子，有醴陵人吴猎，零陵人吴伦、蒋复，湘潭人钟如愚，衡山人赵方，清湘人蒋元夫，湘乡人萧佐、周奭、舒谊，还有湖北安陆人宋文仲宋刚仲兄弟。其中一些人，如彭龟年、吴猎、游九言、赵方等，事功赫然。全祖望说：“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3]。张栻的学说，经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等人弘扬，在巴蜀也广有传人，“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4]。
注解：
[1] ［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按语，中华书局，1986年。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二江诸儒学案》按语，中华书局，1986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