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以对“下学”的肯定来陪伴朱熹一派重“考索”的学术行进，但他打起了“涵养”的旗帜，标明了与朱熹的分野。张栻与朱熹展开过“中和”之辩，讨论了“察识”与“涵养”的问题。这场辩论发生在朱、陆“鹅湖之会”以前，由于朱张之间较多妥协，不似朱陆之间的辩论那样激烈，因而没有引起太多的关
注。
《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中和旧说序》称：“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所谓“未之省”，只表明他后来的观点摆脱了张栻的影响。
张栻向朱熹转授其师胡宏的观点：“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即是“性”；“发而中节”，是“心”。这正是湖湘学派关于“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主张。所谓“察识”，就是心在已发之际的自我谛观，以心察识心，不使其产生人欲，也就是以“道心”来审视“人心”。以“持敬”、“主一”来进行这样的“察识”，就是“涵养”。这与李侗传给朱熹的当然很不同，盖李侗主张在“未发”之际，也就是有“性”而未有“心”时存养自在的“性”，这种存养，可算真“无为”，连“为”者都没有了。朱熹一度悦服此说，但他终不能接受“性体心用”“心以成性”说，乃提高“心”的地位，使“性”只生“情”，而“心”则超性、情而上之，他接过张载“心统性情”说，主张“道心”统御、包罗“性情”，这与“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之旨相去甚远。随和而易于妥协的张栻招架不住他，却守住了“心主性情”说，主张“心”在“性情”内充任主宰。朱熹也承认“所改‘主’字极有功”[1]。
接受朱熹的部分见解之后，“涵养”说就成了“道心”对“性”的护持，当然，这也可以加固“性本”论，因而张縂矫枉过正，将“涵养”强调到朱熹所做不到的程度。他说：“大要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之功者也”，“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存养处不深厚，故省察少力。”朱熹认为，张栻以“存养”吞没了“省察”。张栻辩解说：“元晦谓略于省察。向来某与渠书，亦尝论此矣……如三省(《论语》：吾日三省吾身)、四勿(《论语》：非礼勿视、听、言、动)，皆持养、省察之功兼焉”[2]。
张栻将“涵养”与“察识”都归入“德性之知”这个范畴，区别在于“察识”是“知”，而“涵养”是“行”。二者相辅相成，“三省”、“四勿”固是持养，是“行”，但绝对不能离开“察识”之“知”。
他进一步将“格物致知”引入修养论。“虽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感通至到”并不是指向对象的，而是指向本心的。“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格物在于寻求“真”，涵养在于护持“善”，将“格物”纳入“涵养”，就意味着，张栻把“善”视为最高价值，“真”要从属于“善”，并且将成就“善”。
“涵养”是知与行的统一。“三省”、“四勿”既兼涵养与察识，也兼知与行；“格物”要求“立敬”、“积其诚意”这样调整心态的工夫，这也兼知与行。“行”被引入神秘的内心体察，引向“止欲”，而不是社会实践，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先声。朱熹认为张栻有“语论过高”的问题，亦非无的放矢。
注解：
[1] ［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
[2] ［宋］张栻：《南轩集》第2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