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荆楚玄学
1.魏晋玄学与荆楚玄风
魏晋之际，儒道融合为玄学，其开创者是荆州南阳人何晏。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东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幼年极受继父曹操宠爱，正始元年(240年)，曹爽掌握大权后，援引何晏为散骑侍郎、吏部
尚书，
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何晏与曹爽等一并被族灭。魏晋人所作史志将何晏写得十分不堪，但终不能掩抑其思想家的地位。
吏部侍郎主持官员的铨选，何晏欲利用这个权力，将年未二十的青年玄学家王弼提拔为黄门侍郎，虽因丁谧、曹爽等反对，仅得任为台郎，但此事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玄学的地位获得极大的提高。何晏本人既是第一代玄学家，又是玄学的倡导人、玄学家的奖掖者。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载：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数十篇”。将儒家思想与源于荆楚的道家思想结合起来，是玄学的基本思想倾向。
玄学的出现，使汉魏以来的思想学术面貌发生了十分重要的改观。《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在玄学中，“三玄”(老、庄、易)儒仅居一；而道家“自然”又在价值上凌驾儒家“名教”之上。置诸数百年来的“独尊儒术”的传统背景下，玄学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玄学崇尚“义理”思辨，以“有”与“无”、“性”与“情”、“形”与“神”等范畴，取代战国至两汉儒学主流中的“天”与“人”，成为中国中古哲学的基本范畴，并为佛学走向中国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玄风随晋王朝播迁而南，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南朝学风。荆楚原有道家学说根基，加上六朝时期荆楚守牧多好清谈，因而玄风蔚然。
2.《更生论》之辩
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今属湖南)人，生于西晋元康三年(293年)，卒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他历任荆州州郡从官、郡守，入朝任郎中令、侍中、廷尉，最后为长沙相。他甚得时誉，江夏太守谢尚称之为“湘中之琳琅”，有人称之为“荆楚之材”，桓温更以为“此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罗含有集三卷，除了清人严可均编入《全晋文》的《更生论》与《答孙安国书》外，现在已经见不到其余完整篇什了，但幸好这两篇能为我们提供罗含哲学思想的轮廓。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生于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卒于东晋太和六年(371年)。他生于名门，年轻时即与有盛名的殷浩抗论。起家佐著作郎，出补浏阳令，陶侃、庾亮、庾翼、桓温等历任荆州刺史先后用为参军，后随桓温伐蜀，担任过长沙太守。他长期在荆楚做官，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皆已亡佚。
在《更生论》中，罗含首先引用了玄学家向秀关于天地万物与人类关系的论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罗含阐发了时空上无穷的一(天地)与数量上有限的多(万物)的关系：多包罗于一，即万物统摄于天地。天地是万物的本原，是万物运动变化的依据。天地的永恒，取决于万物“更生”；“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只能出自天地了。“天地”不仅是本体，而且是自为的主体。
他设定了一个“万物有数”的命题，又借助《易·系辞》“穷神知化”一语为津梁过渡到他的“更生”变化学说。神既可穷，则意味着认识对象的有限。推导出来的结论是：有形者不得无数，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
在这样的框架内，“更生”就被限定于“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贤愚寿夭，还复其物”、“不失其旧”。生死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质的聚散与神质离合。故“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生之故事”，“今我故昔我”。今世之我是已经消亡的前世之我的唯一的复本。用这种观点看待生死问题，则存在或消亡是一个虚假的问题。罗含最终还是没有跳出道家学说的圈子。
或许由于“更生”看似“轮回”吧，梁代僧将《更生论》收录《弘明集》中。没有资料证明罗含是佛教徒。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曾长期依傍道家，因而《更生论》被佛教引以为助，亦不足为奇。
《更生论》写成后，罗含寄给了长沙太守孙盛。
孙盛读后，致书罗含，肯定《更生论》“是好论也”，但不同意更生“不失其旧”的观点。他认为：“今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罗含有一个明显的漏洞：神质既分，质有聚散，那么离开“质”的“神”是否仍作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存在着?罗含未直接论及，但从其更生之质由散复聚而“神”复来契合的阐述看来，“神”是独立存在着的。孙盛认为，“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这样，则“知”(即“神”)也将随质之散而散，化为异物。今之我绝非昔之我，生死绝非如寤寐，“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者也。
孙盛的思想倾向是反道家的。他不仅鄙薄王弼，更著有《老子非大贤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道家之祖。
这次二人间的哲学讨论，以罗含的妥协而结束。总体看来，《更生论》的思想是比较粗疏的。几十年后，荆楚发生了一场更深入持久，更高水平的哲学论争。
内容把关：白嘎达
